整齊嚴肅——歐陽正煥《嶽麓書院院訓》
引子
1860年，曾國藩50歲，這位乳名叫寬一的鄉下孩子、青年時期的嶽麓書生、現在的湘軍首領，已到“知天命”之年。這年夏天，他以兵部尚書代理兩江總督，隨後獲正式任命，並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12月19日，冬月初八，冬至將至，他上奏朝廷：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這是洋務運動的首份提案，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先聲。
1861年1月20日，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由鹹豐帝批準成立，清政府有了辦理洋務及外交事務的中央機構。同年秋冬之交，曾國藩開始著手建立中國近代第一座兵工廠——安慶內軍械所（內，內部的意思）。次年夏天，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台蒸汽機終於研製成功。該機以鋅類合金製造，汽缸直徑1.7寸，引擎轉速每分鍾240轉。曾國藩在親自參觀了該模型機的試演後，忍不住竊喜：洋人之智巧，我國亦能為之！
嶽麓書院：汲千年精華而來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曆久彌新。作為文明的最高反映，中華主流思想幾千年來不斷變化，經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到獨尊儒術後的兩漢經學，再到魏晉玄學、隋唐佛學，於兩宋之時達到頂峰，形成了集大成的哲學化的新儒學——理學。程顥、程頤兄弟為理學奠基人，北宋時期，洛陽為全國文化中心，程顥、程頤在此講學，楊時、謝良佐、呂大臨、遊酢為“程門四大弟子”。一次大雪天，楊時和遊酢去拜訪老師，程頤在屋中正閉目養神。楊、遊二人怕驚擾了老師，就冒雪立在門外，等到程頤發覺時，門外已積雪一尺。這就是著名的“程門立雪”的由來。楊時學成南歸時，程師慨歎說：吾道南矣！意思是我的思想傳到南方去了。
“吾道南矣”一語成讖，北宋滅亡後，文化中心移往南方。程顥之學經謝良佐輾轉傳至張，創立了注重實際的湖湘學派；程頤之學經楊時輾轉傳至朱熹，走向了極致，世稱“程朱理學”。朱熹、張與呂祖謙當時被稱為“東南三賢”，朱熹更是成為孔子之後最著名的思想家，其學說被宋元明清統治者定為正統。1167年，朱熹從福建出發，不遠千裏趕往湖南，在嶽麓書院與張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嶽麓會講曆時兩月，盛況空前，聽眾雲集，池塘裏的水都被馬喝幹了。在張、朱熹等一代代儒學大家的經營下，嶽麓書院成為“道南正脈”、文化中心，惟楚有才、於斯為盛。時間到了清朝晚期，傳統中國迎來了自己的末世，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嶽麓書院，麵對內外挑戰，痛苦地開始了思考和行動，從這裏走出了以曾國藩為主導的名為“湘軍”的軍事、政治集團，從湘軍中又走出了以李鴻章為主導的洋務強國隊伍，顯示了傳統士人在社會變遷中的衛道與革新。清末有評論認為：“數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施行，無一非湘鄉（曾國藩）之政術、學術也。”（夏震武）
名錄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胡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進士。左宗棠，湖南湘陰人，道光舉人。他們隻是嶽麓書院的普通書生，他們隻是大清王朝的普通官員，在滿人貴族執掌大權的清政府，他們竟迅速崛起，創建了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鎮壓了太平天國，開辟了洋務運動，被奉為“中興三大名臣”。在湘軍由軍事走向政治的全盛時期，全國18個行省的督撫中，湘軍集團占據13省。從湘軍中走出的尚書、侍郎、總督、巡撫有三十多個，二品以上的武官數以千計，三品以上的至少有三萬人。湖南籍的除了曾、胡、左三人之外，另有漕運總督彭玉麟、安徽巡撫江忠源、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廣東巡撫郭嵩燾、直隸總督劉長佑、兩廣總督劉坤一、江西巡撫李續賓、陝甘總督楊載福、陝西巡撫劉蓉、雲南按察使李元度、湖北巡撫唐訓方、廣東巡撫蔣益澧、閩浙總督楊昌浚、廣東巡撫倪文蔚、兩廣總督李興銳、兩江總督李宗羲、山東巡撫陳士傑、湖南巡撫惲世監、河道總督黃讚湯、水師提督黃翼升、河道總督梅啟照、工部尚書錢應溥等。非湖南籍的有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閩浙總督沈葆楨、江蘇巡撫丁日昌、兩廣總督李瀚章等。他們大多是讀書人，李鴻章、郭嵩燾、沈葆楨是進士，江忠源、唐訓方是舉人，劉長佑、丁日昌、李瀚章、李續賓、曾國荃是貢生出身，劉坤一、劉蓉、羅澤南、彭玉麟是諸生出身。一群讀書人，在嶽麓書院的旗幟下，深刻地影響了近代中國。正所謂：吾道南來，原是濂溪正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江餘波。（王運）
吾道南來，大江東去。此聯充分表現了湖南人的底氣和牛氣。上聯中的“濂溪”，指的是湖南道州人、理學鼻祖周敦頤。這位《愛蓮說》的作者生前並無大名，但他是程顥、程頤的老師。周敦頤晚年在廬山蓮花峰下講學，以家鄉水名“濂溪”命名書堂，所以人稱“濂溪先生”。下聯的“餘波”之說，將湘江注入洞庭、長江流經洞庭的支幹流向予以文學化誇張，真有浪淘盡千古風流的氣概。
湖湘實學：從王夫之到魏源
曾做過嶽麓書院主持人的朱熹在辦學時提出過一個學規，傳播很廣，影響巨大。該學規的內容包括：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準則；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為學之序；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身之要；四、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這五條原則，概括了儒學思想的基本要義。嶽麓書院作為儒學重鎮，既傳承了理學注重道德的精神，又形成了湖湘講求實際的特色，追求內聖外王，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是其集大成者。
王夫之，世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明末求學於嶽麓書院。受書院山長吳道行影響，王夫之興趣廣泛，山川、食貨、典製，都喜歡研究，他還與同學創辦“行社”，強調躬身實踐。王夫之是一個衛道士，他說：曆代亡國，無足輕重；隻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清兵南下，王夫之以書生之軀舉兵抗清。兵敗後，為躲避“剃發”，王夫之改名換姓，四處流亡。後來隱居於山鄉草堂，拒絕清廷的利誘，鑽研學問30年。王夫之著書上百種，共400餘卷，內容廣博，見識高深，被認為是傳統中國的最後一位大師。譚嗣同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認為天下惟器而已，無其器則無其道；主張行是知的基礎，知行統一。王船山還強調綱常倫理，推崇豪傑人格，以“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天乞活埋”自許，體現出了巨大的使命感和犧牲精神。
在清代，學界盛行考據之風，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考據在清代的興盛使得國家缺乏戰略研究和思想家，從而難以防範、應對危機。嶽麓書院則偏居一隅，與學術潮流拉開了距離，保持了自己的傳統。朱熹、張的理學與王夫之的實學一直在湖南學人中流傳。嶽麓書院的主持者明確要求學生修煉道德、研習經典、關心實際、經邦濟世。湖南籍學人王文清前後主持嶽麓書院十餘年，在教學方麵強調經史和時務。上任伊始，王文清就製訂了《嶽麓書院學規》，其中有：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王文清把經書作為經綸之源，以讀史來解除困惑，他還把禮、樂、兵、農等科列為必修。因此，嶽麓培養的人才既通曉經史，又明達時務，有境界，有本事。
繼王文清之後不久任山長的羅典也是一位大家，他主持嶽麓書院長達27年。羅典將修身與濟世結合起來，提出：務令學者陶泳其天趣，堅定其德性，而明習於時務。羅典做過禦史，對政務非常了解。他的學生嚴如隻取得“優貢生”的功名，但卻成了有影響力的學者和官員，官至按察使。嚴如不僅懂兵法，而且精通地理和民俗，他寫的《苗防備覽》對苗族地域有深刻的分析。嚴如後來做了平定南海海盜的顧問，對沿海的防禦產生了興趣，編纂了《洋防輯要》。嚴如這兩方麵的研究顯示了嶽麓書生注重實際、經邦濟世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