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是第一個回村的“知識分子”，加上當時農村有文化的人才稀缺，對張文遠來說，成了個難得的機遇。沒過幾天，社員們就選他當了生產隊的記工員。人民公社在實行“吃飯不要錢”時，辦起了大食堂。這是一種超前的、異想天開的政治奇聞。意欲通過“吃飯不要錢，做活不記工”的政治體係，把各家各戶都團結起來，像一家人一樣的生產和生活。大食堂辦起來以後，張文遠又被選為食堂管理員、生產隊副隊長。在全國實行軍事化的過程中，張文遠和大家一樣，紅心向黨，立場堅定，工作認真，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1964年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又參與“四清”工作。在錯綜複雜的“四清”運動中，特別在火藥味極濃的階級鬥爭形勢下，張文遠認識到了政治鬥爭對於平民百姓意味著什麼。緊張的政治鬥爭使那些大小村幹部冷汗淋漓，心驚肉跳，日夜不安。張文遠雖然年輕，卻異常冷靜，不像那些政治運動的狂熱分子，真的將有些過失的村幹部視為階級敵人，具有超出年齡的成熟和穩健。由於他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當年年底又被選為生產隊隊長，應了當年為蓋房和老隊長的那番談話。不是“奪”權，也不是讓賢，但卻成了事實。
從記工員到食堂管理員，張文遠就開始邁上了農村基層幹部的“金馬門”台階。特別是當了生產隊會計後，更擁有了不可小覷的權力。雖說“官銜”不大，卻管事不少。全隊百十口人的財政大權非會計莫屬。除了執行國家有關糧食分配的硬性政策以外，其他的分配方案都由會計筆下生“法”，一錘定音。有些柴呀、菜呀，或是砸（死）了牲口分肉，年終分紅薯、粉條等等，會計就是全隊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權威。勞弱的、勞硬的都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否則，下次分什麼時，就有你吃的虧。會計要說按勞分配就按勞分配，說人勞各半就人勞各半，連隊長的話也是“僅供參考”。而且，一當上會計，就成了村中“紳士”。平時不參加勞動，年底按全隊前三名或者前五名評工分，整天優哉遊哉的抽煙喝茶，或是聊三國，說列國。張文遠卻不然。他當了會計後，第一，辦事公正，不帶個人觀點，一視同仁，老少無欺；第二，經常參加勞動，不搞特殊化；第三，日清月結，賬目清楚，很具透明度，所以反應很好。
這一連串的“晉升”，對張文遠來說，幾乎是一帆風順、順理成章。而且，他也能盡職盡責，不負眾望。然而，農村也不是一片聖土，世俗觀念、宗族鬥爭、權力“紅眼病”的現象，屢見不鮮。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張文遠的堂兄張文才，此時正任生產隊隊長。文遠當了會計後，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和嫉妒。揚言張文才家族統攬了全隊的一切大權，這不但是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而且嚴重威脅著其他社員的經濟利益，更會出現分裂。故而在1964年年底，有人暗地塗改了文遠的會計賬目，說他貪汙挪用，違法亂紀，要求立即撤去他的會計職務，一時紛紛揚揚，真假難辨。
當時，有個插隊的知識青年，對張文遠很有好感，他聽到風聲，見了張文遠，說：“會計哥，你知道不，人家要開會收拾你呢。說你違法亂紀，貪汙挪用，還要向上頭舉報呢。”
張文遠不是傻瓜，他對村上這種異常情況早有覺察，聽了這位知青的話，笑道：
“兄弟，你放心，我沒有貪汙挪用，更不是那種違法亂紀的人。”
“這我知道，”知青說，“因為相信你，才看不慣別人陷害。不管咋說，你要提高警惕，當心挨整。”
果然，幾天後，有人把塗改了的賬本拿出來，說他從中貪汙了現金90元。原來，他們把隊上買化肥的一樁賬目改了。人常說，蒸饃是實的，包子是虛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改賬目的人忘了要原始發票。因為發票還在張文遠的手裏。結果一對，真相大白，貪汙的罪名不但沒有擱上，張文遠還被評為“五好青年”、“模範會計”；1965年又被店張公社評為全社的十大標兵之一並出席縣上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張文遠雖然闖過了這道險關，但是，等待他的，卻是更大的不幸和激烈的鬥爭。
1967年，各地造反派相繼發起了奪權行動。按照中央精神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有關規定，奪權是指奪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但到農村，卻不論大小、性質，見權齊奪，連生產隊隊長、會計的權也奪。權力對造反派來說，有著更為強大的吸引力。過去，有些人為爭個一官半職，可以說挖空心思，手段用盡，也未必能如願以償。現在乘混亂之際，便權欲大發，渾水摸魚，總想一步青雲，抓點權力，好耀武揚威，以便出人頭地。
於是，他們“兵”進大隊，進公社，對那些所謂的“走資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遊街、批鬥，為所欲為，無人敢說一個“不”字。並高喊口號，要火燒、油炸、槍挑、馬踏這些“走資派”。揪頭發、畫花臉、脖子上掛鐵絲吊磚頭、跪石子、侮辱人格，真是到了瘋狂殘酷的地步。為了避避風頭，免受折磨和迫害，村裏一些老人就勸文遠，要他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張文遠心裏也明白，由於他連續“升遷”，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和仇視，便趁“文化大革命”之機，對他進行報複和迫害。於是，張文遠賣了家裏僅有的一頭豬，帶著40元錢和五斤糧票，藏好生產隊上半年的會計賬目，離開生他養他的尚誌村，東藏西躲了半個多月。後來，他冷靜一想，一個生產隊會計有多大問題，值得如此膽怯麼？加上怕父母擔心，便又毅然回到村裏。
張文遠一回到村裏，立刻就有人上門要賬，並狡黠地說：“你跑麼，咋又回來了？”
“回來了咋？又不犯法。”文遠冷冷地說。
“不犯法跑啥？說明你心裏有鬼。”來者不無諷刺地說。
“有鬼沒鬼，個人心裏明白。”張文遠反唇相譏，“又不是年終決算，你咋對賬本這麼感興趣，又想整些啥文章？”
“少說廢話，趕快把賬本交出來！”來者臉色一變，凶相畢露。
“這就怪咧！你們不是在我的屋子裏搜了幾遍麼，把所有的賬本都拿走了，我沒給你們要，咋還向我要呢？”張文遠故作驚詫，沉著應付，使來者一籌莫展。
來者比文遠年齡稍長，20多歲，長得精精靈靈，和文遠原本也無甚恩怨，隻是由於政治形勢的關係，把他推進了“造反”的行列。而且，此人年輕老練，城府較深，也算村裏青年群中的佼佼者。他麵麵上非常“革命”，但卻不輕易得罪別人。聽了文遠的話，就莞爾一笑，說：
“這樣吧，不交賬也行，那你就繼續當會計咋樣？”
“那不行。”張文遠語氣堅決地說，“會計也是社員們選舉的，不是你叫我當我就當。既然你們已經在社員大會上宣布罷免了我的會計職務，也就是說，通過了群眾大會；現在又要我當，你們還必須通過社員大會，征求大家意見。”
來者一聽，暗自佩服張文遠的心計，想了想，說：“能成。”說罷走了。
張文遠望著他的背影，心裏直納悶兒。要賬沒有要走，反倒又想讓他當會計，他真弄不清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更弄不清是福還是禍。因為十多天沒在村上，對村上“革命”形勢的發展不甚了解，便走出大門，找關係相好的鄉黨詢問情況去了。通過打聽，原來隊上許多老人對罷了張文遠會計有意見，並反映到公社。而且，張文遠是公社評選的模範會計，咋能不顧實際情況說免就免呢。
三天後，隊上召開了社員大會，大會由造反派主持。當大家知道又要文遠當會計時，便紛紛說道：“人家小夥幹得好好的，又沒啥問題，為啥想撤就撤呢？真是沒事尋事呢。”
主持人一聽，嘿嘿一笑，說：“叫他當和不叫他當都是革命需要嘛。再說，這也是對他的考驗。”
“考驗個屁！”一位老漢憤憤地說，“人家小夥子也是堂堂正正的貧下中農，思想紅，根子正，工作積極，又考驗的啥呢？”
“是呀！”又一個老婆子說，“這不是貧下中農向貧下中農奪權嗎？你們是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那時候，人們仿佛都是政治家。
又一位青年社員也說：“我同意文遠當會計。眼看快要過年了，人家隊裏都開始算賬了，咱們才選會計呢，這年還過不過呀！”
造反派頭頭見給文遠搜不出什麼問題，上麵也連連過問此事，原本也想叫文遠重新出山，以示他們能夠聽黨的話，團結大多數，並證明他們的政治水平。現在見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也算不謀而合，就順梯下樓，借枕頭睡覺，說：
“好了，好了。既然大家都同意叫文遠重新當隊上會計，我們革命造反派也沒有什麼意見。”說著，又轉向文遠，“你要抓緊時間，盡快算清賬項，不要辜負社員們的希望呀！”
張文遠這才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說道：“按說，我是咋樣也不想當這會計了。受氣不說，還招來非議，叫人懷疑，值得嗎？可是，大家這麼信任我，鼓勵我，我要是不幹，卻也對不起父老鄉親。所以，我就先幹著，盡快把年終決算搞出來，我再主動辭職。”
人們聽了，知道他話中有話，都嘻嘻笑了。主持會的造反派紅著臉說：“張文遠，你別像蕎麥攪團，見風就硬！到該撤你的時候還得撤，這是革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