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地處長江中心的一個孤島,建製是一個村,三個社,一年有三季四麵環水,三峽漲水到156米之後,就形成了終年四麵環水。
按長江水利委員會1992年調查的淹沒實物指標計算,這個孤島淹沒各類耕地園地約2100畝,淹沒房屋麵積約31000平方米,240多戶人家,安置移民人口為1179人。這個孤島在三峽漲水到175米後還將剩400畝土地和20多戶人家。
但問題也就來了,也就是說,這個孤島不是全部淹沒,在高處留有一個“尾巴”。按規定,水位線175米,遷移線177米以上是不補償的。移民有意見,政府頭痛。剩下沒有補償資金的20多戶的人家怎麼辦?
江心隻剩“屁股”大塊地方,四周漫漫大水,而且處在主航道上。村民就醫、子女上學、買米買菜都要涉水過河,出了安全問題誰負責?政府一咬牙,決定這個村得全部遷走,讓他們自己聯係到附近城集鎮安置。無移民資金補償部分,由政府勒緊褲腰帶,先掏錢給村民補上。
三峽庫區沒漲水之前,有100多個江心孤島,而這個江心孤島是全庫區最為富饒的一個村莊。孤島比較富裕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得“水”獨厚的氣候條件,在江風的吹拂下,莊稼一般要比當地早熟半個月,這在市場價格上有極大的優勢;二是孤島都有大批季節性河灘地可耕種,這些河灘地一般是折半計算,或者就沒有計入過承包地;三是江心孤島物產尤為豐富,盛產桂圓(龍眼)、柑橘、花生、芝麻、煙葉、草莓、榨菜等高附加值的農副產品。
生活在江心孤島的村民,其生活水準與當地農民比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上蒼恩賜的風水寶地。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島上還有不成文的風俗,姑娘一般找對象隻在本地,把姑娘留在生活富裕的島上,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島上資源有限,人口越來越多。
三峽要漲水,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江上孤島的村民陷入巨大的震蕩,平靜優裕的生活一下被攪了個七零八落,人人都有一種失落感和恐慌感。
而移民補償資金的標準對他們來說,就顯得難以接受。
從2002年開始,他們多次到區、市,甚至北京上訪。他們反映的主要問題:一是土地補償標準低;二是補償土地麵積不足;三是要求將村組副業(村辦榨菜廠)按工礦企業補償;四是龍眼樹應作為特種果木予以補償;五是要求按外遷移民對待;六是要求淹沒線上的土地按《國土法》征地補償;七是要求對移民購房、經商、入學等出台優惠政策;八是要求提前享受後期扶持;九是淹沒線上房屋、學校、高壓線補償偏低;十是要求公布1992年調查實物指標的原始依據。
單從移民反映的問題來看,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這個江上孤島的移民兄弟可能忽略了一點,就是三峽移民補償標準對整個三峽庫區是“一刀切”,是“黃鱔泥鰍扯成一樣長”,是“一碗水端平”的產物,而不是針對部分“情況特殊”的社、村、鄉、縣。於是,書記、鎮長帶著工作組進駐江心孤島,夜以繼日地做移民的工作,一住就是3個月。第四個月,工作組突然“升格”,由一區領導任組長,帶著100人入駐江心孤島,專門調了一艘輪船停泊在島上作為工作船。開會、談心、做工作,幹部編組、分戶、落實責任;同時動員在城區機關工作的江心孤島籍的幹部、職工、教師回村做三親六戚的政策解釋工作。
由於移民反映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土地補償標準偏低這個問題上,無論怎樣思想攻心,政策解釋,他們始終認為算的賬不正確,不對味。於是,“撒向孤島都是怨”,工作組挨罵,給工作組做飯的移民還差點沒挨一頓好揍。半個月過去了,移民搬遷仍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於是,雙方進行公開算賬。參加算賬會的有村移民代表和村社幹部12人,重慶市移民局、區委、區人大、區政府、區政協、區審計局、區司法局、鎮政府和當地新聞單位的記者等等。通過幾天的公開算賬,村移民代表對算賬的結果和1992年長江水利委員會調查的原始資料沒有提出大的異議。
當區、鎮政府認為通過算賬已達到“風平浪靜”的目的時,誰知,一場更大的風暴來臨了,移民認為算賬不公平,組織幾十人到北京找到了國務院三峽辦,要求再一次公開算賬。於是,第二次算賬會的陣容和規模可以說空前強大,也可能是三峽移民史上空前絕後的一次高規格的算賬會。參加這次算賬會的有國務院三峽建委辦公室、長江水利委員會、重慶市政府辦公廳、市移民局、區委、區人大、區政府、區政協和鎮政府等單位的負責人。移民方認為第一次參加算賬的代表隻有12人,太少,於是增加一倍,選出了24名代表,並“取消”了村幹部作為代表的資格。此次算賬會在一家四星級酒店進行,是一次“真刀真槍”的移民補償算賬會。翻文件本本,拿規章製度,找原始依據,查實物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