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1年9月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91年2月通過博士論文口試，5月拿到博士證書，前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注冊十年之久。我在1990年9月已經寫完了博士論文，9月28日到台灣，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這最後一年，除了口試跟畢業典禮之外，其他時間並不在哥大。但即使把這一年去掉，我在哥大校園生活的時間也足足有九年之久。一個人一生中有九年十年的時間生活在世界一流的大學校園裏，實在不能不說是一件極為幸運的事。
我很懷疑自己在三十歲之前是否知道世界上有一所哥倫比亞大學，鼎鼎大名的胡適是哥大畢業的博士，照理說我們這些讀過幾本書的人都應該知道，但是1955年大批胡適反動思想，我尚在衡陽鄉下讀初中，未能躬逢其盛，何況我們要批的是胡適的反動思想，至於胡適光榮的學曆跟履曆是沒人宣傳的。聽說我進了哥大以後，我曾任教的三陽路中學的一位英語老師還說：“什麼哥倫比亞？從來沒聽說過，肯定是野雞大學。”想來我也不會比他高明到哪裏去。有一點非常確定，就是我在三十九歲到達美國之前，肯定沒有做過進哥倫比亞大學的夢。就是到了美國，也是半年之後才敢有這個念頭。我到美國的頭半年呆在洛杉磯，在那裏進了一個英語補習班。後來有一位在紐約附近的新澤西當大學教授的父執在電話中告訴我，你要補英文不如幹脆到紐約來，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很好的美語進修班（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簡稱ALP），我可以幫你申請。我於是來到紐約，進了哥大。
那是1981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金色的秋陽中，我來到哥大在紐約市西一一六街的大門。我站在門口呆了半晌，望著門前一左一右兩個雕刻的希臘神像，以及石柱上的兩個英王皇冠（哥大的前身是英國的國王學院），心裏真正是百感交集，恍若夢寐。我怎麼會來到這個地方？
在初秋的豔陽和爽氣中，我一腳跨過了這道門檻，我成了哥大的學生了。但不久我就發現，沒錯，我已經是哥大的學生，哥大的注冊本上已經有我的名字，但是這個學生卻帶點編外的性質。等我念完了ALP以後，沒人能夠保證我繼續是哥大的學生，哥大的研究所需要另外申請，能否批準尚在未定之時。我拿到申請表，在那位父執——他叫陳慶，是紐約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教授——的指教下填好了表，附上我在武大的成績單、碩士論文，和在國內幾個雜誌上發表的三篇文章，向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簡稱EALAC）提出了申請。
1982年年初，我得到了東亞係的回函，上麵說：我們很高興地接受你為本係的研究生，不過有兩條“但書”：第一，你在武大研究所的成績非常優良，但我們現在還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位，所以你在本係需要從碩士念起，不能直接念博士。第二，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語教育狀況，我們很擔心你的英文是否夠用，你既然已經在本校的ALP就讀，那麼我們希望你在今年秋天入學前要讀到ALP的最高級，即第十級，你才可以進入本係研究所。
第一條我很願意接受，我在中國沒有念過大學，念兩個碩士也是應該的，正好可以給我自己多一點時間讀書，何樂而不為？至於第二條，對我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在中國學的那一點可憐的英語，再加上在洛杉磯補習的幾個月，到紐約後才考到哥大ALP的第四級，上麵還有六級，如果我按照正常程序，一個學期念一期，那我一共還要三年才能把ALP修完，換句話說，我要到1984年秋天才能進入東亞語言研究所，再加上八年的努力（在美國常春藤盟校，花八年時間念個文科的碩士加博士是很正常的），我才能拿到博士。我現在已經四十歲了，到那時我不是五十歲了嗎？何況到1984年這個錄取書還有效嗎？這一點通知書上並沒有說明。所以上策是在1982年9月以前修到ALP最高一級。我想了想，這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因為ALP的規定是一級級地考，你隻要考過就可以進入下一級，沒有限定你用多長時間。我已經嚐試過，在1981年秋季念了兩級，從四級修到了六級，如果我拚命，在1982年的第一學期（5月初結束）我就可以升到第八級，然後利用暑假四個月的暑期班，再拚拚命就有可能在九月進研究所之前修到最高的第十級。隻有這樣，我才能保證自己真正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否則隻能算是哥大的外圍而已。
我意識到這是我人生的又一個灘頭。沒有別的選擇，隻有再一次全神貫注，全力以赴，抓緊你的竹篙奮力地衝過去。你會勝利的！
1982年9月，我終於修到了ALP第十級，我也終於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注了冊。我對自己說：你終於進了哥大，你現在可以宣稱，你是哥大的學生了。
200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