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9月進入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語言文化係，到1991年5月正式取得博士學位，前後九年。在這九年的時間裏，夏誌清先生一直是我的指導教授。從那以後到現在又過去九年了，我和夏老師還保持著書信往來，寒暑假我去美國，也總會去看他，請他和師母吃一頓飯。
從我這一麵看，夏老師無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師。九年差不多占去我全部求學生涯的三分之一，十八年則又差不多占去我過往時光的三分之一，這樣的老師你生命中很難有第二個。從夏老師那一麵看，我自然無法知道他的感覺，他比我年長二十多歲，友朋遍天下，慕名仰望他的人很多，他一生教出來的博士就有十三個，那麼，我在他生命中的分量不可能像他在我的生命中一樣，這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名人多寂寞。名學者尤其寂寞。慕名者慕的是名，並非人；以文會友，又往往會的是文，而非友。所以一個學者，一個教授，生命中真正實在的往往是同自己學生的關係。在中國文化中尤其如此。中國士大夫自古講“在三”（事父、事師、事君）之義，民間也有“天地君親師”的傳統，“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是中國人的習語，至今也還有人提起。雖然奉行者是鳳毛麟角，但有此一說與無此一說到底是不同的。夏老師一生教了十幾個博士，洋人居多，其中不乏已成為名教授的，但一直往來密切的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以我在紐約時所見到的，我總覺得夏老師其實很寂寞。我老是記得，在秋冬黃昏時分，在哥大校園附近的街道上，常見他頭戴一頂軟帽，頸上圍一條厚厚的羊毛巾，身著黑色短外套，手上提著一袋蔬果，微微偏斜著身子，邁著急急的碎步，頭也不抬踽踽獨行於蕭瑟的寒風中。有時我離他很遠，或在街道的另一邊，不便打招呼，我便停下來，靜靜地看他走過去，消失在遠處。這時候心中滿滿溢著的總是兩個字：寂寞。
夏老師在公眾場合喜歡說笑，尤其喜歡跟女孩子們開玩笑，這幾乎是所有認識夏老師的人的共同印象。他那帶著濃重的蘇州口音的國語，雜著高分貝的英語，時時爆出一串大笑，飛過Party，飛過飯桌，飛過人群，詼諧百出，洋溢著智慧，洋溢著生命力。然而奇怪地，我每每在他喧嘩而誇張的笑語中，感覺到一種隱藏在背後的深深的寂寞。他的無拘無束，沒有忌諱，我總覺得像一個麵具，把一個內向、害羞、不善社交的緊張敏感的靈魂掩蓋起來。人群中，他的話總是滔滔不絕，迅速地、毫無預兆地從一個subject跳向另一個subject，讓人難以追蹤。你有時甚至覺得它沒有邏輯，但不久就發現大半倒是自己的遲鈍，而並非對方的混亂。你也許有點尷尬，但更多的是驚佩。我常常聽到他在課堂講了一個笑話，而底下居然沒有反應時，他驚奇而悲哀地問：“你們為什麼不笑？”。。
夏老師是耶魯的英美文學博士，而讓他飲譽學界的卻是《中國現代小說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中國古典小說》（Classical Chinese Novels），以這樣的學問要在美國找到幾個知音，自然是不容易的。有一次我陪夏老師去送在斯坦福大學任教、其時正來哥大演講的劉若愚先生回去。火車尚未到，我們在車站裏的cafe小飲，劉先生在微醺中大發牢騷，抱怨美國那些教中國文學的同行們的淺薄與不通：中國人的英文不通，美國人的中文不通。在劉先生的憤世嫉俗中，我也感到他深深的寂寞與悲哀。劉先生不久就去世了，夏老師特地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東夏悼西劉》，登在紐約的《世界日報》的副刊上，那篇文章的內容我一點都不記得了，但是我敢說，最能體會和同情劉先生的寂寞與悲哀的，舍夏老師外，怕沒有第二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