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仁秋電話，今天打開郵箱，又收到加東的短信，突然讓我有了寫寫晨邊社的衝動。
我畢生——自然是指的是今天以前——沒有當過官，連跟什麼主席、主任、長等詞掛個鉤的職務也沒任過。隻有一個唯一的例外，就是做了三年晨邊社的社長。說三年，是因為晨邊社實際上有成效的存在隻有三年，然而晨邊社也從來沒有宣布解散，所以我這個晨邊社的發起人兼首任社長也可以說現在還在連任，而且並無政變的危險，看來可以終身當下去。何況我這個社長沒有任何權力，也無任何資源，又不影響任何人的利益，所以無人覬覦，也無敵可樹，絕不需要擔心獨裁者們必然要擔心的種種內憂外患。晨邊社成立時我四十五歲，至今已任此職長達二十四年有餘，如果本人活到九十五歲，則為晨邊社社長足有半個世紀，簡直可與當今世界上在位最久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相媲美了。嗚呼，猗歟盛哉，此生足矣，現在即使有人請我出去當什麼大官，我也沒有興趣了。
1987年5月，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念博士，剛剛通過資格考試（通過此考試，才具備博士候選人資格，也才可以開始寫論文），課程已經修完，論文則還沒有著手，頗有一點餘暇，於是便邀集了幾個朋友：王渝、於仁秋、查建英、譚加東、吳千之、江宇應，一共七個人，發起組織了一個文學社，起名叫“晨邊社”，英文為“Morningside Literary Society”。這名字其實來源於“Morningside”這個字。Morningside是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我們七個發起人有四個人（唐、查、吳、江）當時都是哥大的學生，都住在Morningside，於是便懶得多想，以地為名。對譯成中文，便變成“晨邊”，似乎也不俗。後來才知道，胡適七十年前在哥大修博士時也曾經跟幾個朋友組織過一個文學社，名字也叫“晨邊社”，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了——不過我們當時的確不知道胡適的“晨邊社”，並沒有謬附驥尾的意思。
晨邊社成立的宗旨，是團結一批誌同道合與興趣相近的朋友，保持經常性的接觸，互相切磋、互相鼓勵，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在創作、研究、譯介當代中國文學，尤其是留學生文學方麵做點認真有益的工作，並推動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在這個領域內的聯係和交流，同時努力在海外鼓動一個有生氣的文學潮流。我們約定，平時每六周固定聚會一次，每次有一個主題，一人主講，大家討論；遇到有國內外作家來紐約訪問的時候，就邀請他們來演講或座談。在晨邊社成立的頭兩年裏，我們定期的討論從未中斷，共有二十餘次，地點多半是輪流在各個成員的家裏，偶爾也在餐廳、公園，或美洲華僑日報社——因為當時我兼任該報的主筆，王渝則是副刊主編，於仁秋、譚加東都先後在這家報紙做過編輯和記者。請來演講或座談的作家也先後有好幾十人，像劉賓雁、王蒙、高曉聲、阿城、北島、舒婷、戴厚英、張賢亮、馮驥才、韓少功、何立偉、王安憶、張抗抗、白樺、邵燕祥、張辛欣、王小鷹、於梨華、李黎等等，都曾經是晨邊社的座上客。
我們那時候勁頭不小，抱負也很大，覺得二十年代的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也未嚐不可以重現於八十年代。開始時成員幾乎每周都有作品見於美洲華僑日報的《海洋副刊》。1987年年底又通過張抗抗跟上海的《小說界》雜誌發生了關係，從1988年1月起，《小說界》辟出《留學生文學》專欄，常常發表晨邊社成員的作品。我們還決定每年編一本《晨邊社文選》，條件成熟時再出版《晨邊雜誌》。到1988年6月，我們已經編好了一本《晨邊社短篇小說選——留美故事》，與花城出版社商談出版，到次年都籌備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大陸卻刮起了一係列的風潮，紐約的中國留學生也跟著情緒激昂，於是不僅出版的事暫置一邊，連晨邊社的文學活動也一時讓位給政治了。隨後我們發起人中有幾個相繼取得博士學位，如鳥覓食般地去外地赴教職。我這個社長也於1990年秋到了台北，先後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與國立政治大學，晨邊社的活動竟不得不無疾而終了。所幸因晨邊社而結緣的朋友，包括《小說界》的幾位主編副主編，倒還至今鴻雁往返，保持著親切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