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1986年底到1987年初第一次到台灣的時候，在深深感覺到兩岸社會諸多差異的同時，也驚訝地發現，這兩個社會到底還是一根藤上的瓜，相似之處也不少。書店裏反政府意識形態的書是買不到的，大陸的書幾乎一本都沒有，不過小書攤上倒是有些私貨，例如魯迅的小說，以周樹人的名字在賣，有一次你竟然還看到李澤厚的《美的曆程》，但李澤厚卻變成了李厚，“澤”字不見了。但是到了1989年底你第二次去台灣時，情形就大變樣了，此時李登輝已接任前一年過世的蔣經國當了台灣地區的領導人，李登輝同時接受了蔣經國一筆豐厚的遺產，就是蔣經國在過世前幾個月勇敢地宣布了停止戒嚴，並開放組黨，開放辦報，允許老兵探訪大陸，使李登輝得以在這個基礎上推進台灣社會的民主改革，台灣社會一時充滿了自由的新鮮風氣。許多在戒嚴時代看不到的東西現在可以看到了，從前的禁書現在陸續開放了，首先開放的是三十年代一些左派作家的小說，例如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
到1990年9月你赴台灣任教時，氣氛就更不同了。台灣社會上下對於大陸的狀況不僅不再忌諱，而且急於了解，一些專賣大陸書籍的小書店開始出現了，思想敏銳的學者已經開始關注和研究大陸社會狀況。首當其衝的是文學，通過文學作品畢竟可以最具體地感受大陸的社會與生活。所以當你到文大中文係報到時，時任係主任的金榮華先生便跟你商量，希望你開設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大陸當代文學兩門課，你略一考慮便答應了。你那時竟然有一股使命感，覺得由自己來擔任這兩門課是義不容辭的，即使把你的本行魏晉文哲暫時放一放，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你甚至覺得有點光榮，因為在此之前，台灣的中文係是沒有這兩門課的，你可以算是一個開創者。在戒嚴時代，台灣各大學的中文係要想開設研究共產中國當代文學的課程，是不可思議的，就是三十年代文學也頂多隻能講講朱自清、徐誌摩、梁實秋、張愛玲，其他左派作家例如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聞一多等人，都是“附匪”的，如何能講？就連沈從文這樣被共產黨稱為“右傾”的或“桃色”的作家也因為“陷匪”之故，同樣不能講，那麼一部現代文學史真的是“從何講起”？所以無論是開設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或大陸當代文學課程，此刻都是開辟草萊之舉，要找一個現成的教授在台灣學界還真找不到咧，你的大陸背景，加上又是研究中國現代小說的國際知名學者夏誌清先生的弟子，對於急切想了解大陸文學的台灣學界簡直像一塊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馬上就被抓住不放了。此後你就一直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應該開設這兩門課程，你的major。魏晉文學與思想差一點就被人忘記了，幸而到了政大以後，你在研究所先後開設魏晉玄學與世說新語研究的課程，這才使你沒有荒廢自己的主業。不過，現代文學與大陸當代文學始終是擺脫不掉了，你隻好兩條腿走路，走了十幾年，直到你退休為止。
盡管現當代文學並非你的專業，但你也並不陌生，甚至還可以說相當熟悉。因為你自從高考落榜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以後，你就懷了另外一個夢想，你和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詩社，想走當年茅盾、郭沫若所走過的路。你後來之所以成了一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那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給了你們的文學創作夢兜頭淋了一盆狗血，你們的詩社竟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團，幾個朋友全都變成了“牛鬼蛇神”。你隻好鑽進古典文學的象牙塔中，盡量遠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糾纏。但到了美國以後，你舊情複燃，又糾集了幾個愛好文學創作的朋友，組成了紐約晨邊文學社。那是一個頗有點名氣的留學生文學團體，八十年代有機會到美國訪問的中國作家大部分曾經做過晨邊文學社的座上客。你甚至一度想改行研究現當代文學，但你的導師夏誌清先生勸你不要放棄古典，他說你如果想留在美國教書，還是以研究古典為宜，如果對現當代有興趣，當了教授以後仍可花開別枝，沒想到他的忠告居然成了你以後教學生涯的預言。你在台灣培養了二三十個研究生，做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比做魏晉研究的還多，尤其是大陸當代文學，“唐門弟子”隱然成形，這實在是你當初沒有料到的。
201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