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0年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到博士，到台灣去陪伴年邁的父母，順便在文化大學教書。於是認識了很多從前不認識的人，這裏麵有教授，有學生，還有一個奇怪的老頭。我每次去教室上課，首先見到的就是這個老頭，看著他在走廊裏忙忙乎乎，手裏拿著一把掃帚，一個撮箕，把學生丟在地上的垃圾掃起來，倒進一個大的垃圾桶裏，然後就低著頭彎著腰鑽進了樓梯底下。我第一次看見他鑽進去，以為他是把掃帚、撮箕放進去再出來，但他並沒出來，我也沒在意，就去上課了。以後每次見到都這樣，就有點奇怪起來，有一次我便走過去看，才發現那樓梯角裏並不隻是放掃帚、撮箕的地方，而是一個小房間，剛好可以塞一張床，旁邊還有小小的一溜空當，可以放個凳子，凳子上還有一個小電視，那老頭正半躺在床上看，頭下枕著一床被子。樓梯間的剖麵呈三角形，門口是床頭，床尾則緊挨著樓梯的背麵，剛好可以把腳伸進去。床頭還有個櫃子，應該是老頭放衣服的地方。我想這老頭還挺有創意的，利用這個小角落就布置了一個臨時的休息間，倒也不錯。
時間長了，我跟這個老頭就熟起來，有時上課前也會聊幾句。他姓王，我就叫他老王，大概六十多歲。我後來才知道，他並不是台灣人，而是大陸山東人，是1949年跟著國民黨的軍隊來到台灣的，從此就沒有回去過，在台灣已經四十年了。問他知不知道老家的情況，他說不知道，那時台灣開放大陸探親還不過兩年，他還沒來得及回去，不好請假，又沒有錢。我問他現在家住哪裏，他說他沒有家，樓梯間就是他的家，他的全部家當就在這樓梯間裏了。他還告訴我，文化大學的董事長人很好，肯收留他們這些老人，不然他就要成叫花子了。我後來便留了心，果然在校園裏發現還有好些個像他這樣的老頭，打掃清潔，修剪花草，做各種各樣的雜活，晚上就睡在一個一個的樓梯間裏。這些老頭大都沒有文化，也大都沒有成家——沒有錢，成不起家，孤零零一個人，現在能夠住在文化大學的樓梯間裏，而不是流落街頭，他們已經很滿足了。他們大多性格溫和，孤僻怪異的也有，但並不多，住在學校裏就把學校當了家，有些乖巧的女學生常常親切叫他們一聲老伯，送些小禮物給他們，他們就覺得自己很幸福了。
這些老頭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老兵”。我後來慢慢知道，在台灣，“老兵”是一個龐大而辛酸的存在，可能有幾十萬人之多，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幾乎都處在社會的最下層。當年作為國民黨軍隊的一員，跟國民政府一道“播遷”來台，那時候他們都是青年，十八九歲到二十幾歲。很多本來是鄉下的農民，是拉壯丁拉過來的，沒念過什麼書，甚至是文盲，除了扛槍打仗，他們一無所能。後來不打仗了，他們陸續從軍隊中退役出來，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在台灣社會上立足。不像台灣本省人，回去後還有個村子，有塊土地，有幾個親人，幫幫扯扯，總還可以過個日子，這些老兵隻能流落在城市裏，做點看門、打雜的工作。據說他們在退役的時候，政府給他們每個人發了一張“授田證”，許諾他們“光複大陸”後可以在家鄉得到一塊土地。他們懷揣這個美麗的夢想，打算將來回去種田、娶妻、生子，過上“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好日子。然而年複一年，“光複大陸”成了夢，他們的夢則成了空，“授田證”成了一張廢紙。四十年過去了，青年變成老頭，而且是孤零零的老頭——他們原本沒有打算在台灣生根，後來回不去了，想娶妻了，卻沒有在台灣成家立業的本錢和本事，沒有台灣女人願意嫁給他們這些“外省”的窮光蛋。
當然他們當中也有混得好一些的，主要是那些有點文化的，做過下級軍官的，這些人生活能力比較強，退役後在某個機關、學校、公司找到一個像樣的工作，積了一點錢，看看回大陸的希望沒有了，便識時務地找個台灣本省女人——通常是鄉下女人，下層女人，沒什麼文化的女人——結了婚，總算成個家。如果運氣不錯，老婆賢惠，又生了幾個兒女，兒女又爭氣，慢慢就活出個人樣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