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幾個大學先後教了十八年書，學生中就有不少出身於這種家庭的。這種家庭早年多半都很苦，幸而台灣當局給這些結了婚的老兵們在鄉下配了廉價房子，而且讓他們住在一起，形成一個一個的小聚落，比起那些流落在城市裏的孤零零的老兵就要好多了。這些小聚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做“眷村”。眷就是家眷，眷村就是軍人家眷聚居的村落。每一個眷村裏住的都是同樣結構的家庭：男人是外省老兵，女人是本省婆娘，每家都有幾個本省外省的混血兒。這些混血兒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芋頭番薯”，台灣人讀作“歐瓦漢集（ou wa han ji）”，意思是他們是芋頭和番薯的雜交物，芋頭指的是大陸外省人，番薯指的是台灣本省人。至於為什麼把大陸外省人叫芋頭，把台灣本省人叫番薯，我至今也沒有弄清楚，或許是說大陸的形狀像個芋頭，而台灣的形狀像塊番薯（即紅薯）吧。這些眷村家庭的男主人來自大陸的四麵八方，說著各自的方言，但來往多了，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種互相都能聽得懂的眷村普通話，在台灣特稱為“眷村話”，通常帶有頗濃厚的四川底音，也許是因為當年許多老兵抗戰時都在四川呆過的原故。
眷村家庭苦雖苦，但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所以感情很好，你來我往，夜不閉戶，小孩子們互稱對方的家長伯伯叔叔，就跟一家人差不多。長大以後還互相幫襯，互相扶持，少部分強梁者為了對抗台灣本省人對他們的歧視和壓迫，就會結成幫派，形成不可小覷的勢力，例如“竹聯幫”、“四海幫”之類。這些因眷村而形成的種種現象，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社會中成了一種新的次文化，就是所謂“眷村文化”。我有一個姓楊的女學生，就是這種眷村長大的“歐瓦漢集”，給我講過許多眷村的小故事，有苦難的，有溫馨的。她特別給我描述她父親，小時候如何把她抱在自己的膝頭上，一字一句地教她“我姓楊，我叫楊某某，我是中國四川省合川縣某某村人”，那天真的樣子讓我至今不忘。而她的父親直到去世都沒有能夠回到四川省合川縣。
老兵中混得最好的大概要算在參軍的時候就已經是中學生、大學生的那些人。當年去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有一支青年軍，基本上是由青年學生組成的。這裏麵有些人到台灣後又得到進一步進修的機會，後來便出了不少冒尖的人物，例如曾經做過台灣大學校長，又做過“國防部長”的孫震，就是典型代表。但這樣的人是鳳毛麟角，雖然確實是老兵，但談到台灣老兵的時候，大家是沒把這些人算在裏麵的。
國共內戰是近代中華民族的悲劇，無數被拆散的家庭，被蹂躪的人生，被人為撕裂、互相殺戮的黨派族群，構成了這場悲劇的具象內容。台灣的老兵或許還不是最悲慘最辛酸的一群，但肯定是悲慘而辛酸的人群之一。隨著時光的流逝，這個人群也逐漸模糊，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尤其是大陸的年輕人，問問他們看，有幾個知道“台灣的老兵”是什麼意思？
劉漢輝君從長沙來，帶給我一摞青年畫家陳琪畫的人物頭像。他說陳琪剛剛去過台灣，這是他在台灣的時候訪問過的台灣老兵，這些老兵的經曆讓他產生一種想要畫下來的強烈欲望，——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再不畫就沒有機會了。一張一張地翻閱這些擠滿滄桑歲月的麵孔，欣賞陳琪筆下飽含個性的線條，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於是寫了上麵這些話。如果陳琪打算把這些老兵的頭像結集出版，我願意把這篇小文送給他，放在卷首作引子。
2014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