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我至少有一半的時間是連最起碼的自由都沒有的。“文革”一開始，我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表麵的理由是我和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詩社，被視為反革命小集團，背後的真正原因自然是我的家庭背景，尤其是我同母親的聯係。我接受了身為“國民黨特務頭子”的父親的指示——不消說是通過母親的信，在大陸糾集反革命分子，圖謀推翻“中共政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批判者們是這樣說的。於是打進“牛棚”，剃光頭、遊街、挨打、大會批鬥，點名批判的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貼滿了整個校園——我那時在武漢的一個中學教書。如是者半年多，跟任何人的通信都停止了，母親那邊自然也很快得知大陸“焚書坑儒”之恐怖，不需說什麼，也就不再來信了。
後來上層權爭表麵化，“文革”的矛頭從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轉向了黨內的“走資派”，我也被“解放”出來。我居然不識時務，懷著一肚子冤枉委屈，參加了“造反派”；又居然陰錯陽差，成了武漢中學教師一個造反組織的頭麵人物，於是在兩年後的“清隊”（清理階級隊伍也）運動中再次被打進“牛棚”。這一關又關了兩年。這一次沒有再說我是“奉命”混入造反派隊伍，因為其時我已經沒有同母親通信，即使真要奉命也奉不成了。我之“混入”造反派隊伍，完全是因為反動本質使然，即血統反動——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其中也包括“解放後”還繼續受到反動家庭的影響——這樣就又要算我同母親通信的賬了。
我再一次同母親接上關係是七年以後。一九七三年春，“文革”已進入後期，氣氛不再那麼肅殺，社會漸次開始正常運轉，中等學校已恢複上課了。有一天，一位學校同事偷偷告訴我，說幾年前看到我有一封香港寄來的信被黨支部扣了下來。我猶豫了許久，終於大著膽子去找黨支部要這封信。我說如果這信不合法，那海關就扣了，用不著你們來扣；如果它合法，你們扣下來就不合法吧。那時中央開始說要“落實政策”，黨支部的人居然被我這話問倒了，答應查查看。結果是找到了這封信，據說是壓在文件堆裏，所以從前沒有發現，非故意扣押雲雲。我如獲至寶，索性再大著膽子，照著信封上的地址給替我媽媽轉信的張阿姨寫了一封信，然而信被退了回來，說是原地址查無此人。我的心一下沉到了底，難道老天爺要戲弄我？眼看近在眼前的媽媽的身影如水中的月亮，一撈就不見了。一時間無計可施。把張阿姨的信找出來反複讀，發現有一句話提到她在香港油麻地一家輪船公司做事，便靈機一動，於是再寫一封信，信封上寫“香港油麻地輪船公司張玉衡小姐收”。不想這封連地址都沒有的信竟然寄到了，不久接到張阿姨的回信，我也再一次同母親恢複了聯絡。那時的高興、興奮、感激，現在想起來，隻能用“死裏逃生”四個字來形容。
我實在不知道應該痛恨上天的殘忍試煉，還是應該感謝上天的仁慈眷顧，這樣一件同母親通信的，對一般人來說簡單至極的事情，在我卻要經過如此戲劇性的曲折起落，充滿如此之多的驚嚇悲喜！偶爾聽到一些母子情薄音問稀疏的故事，我總覺得難以理解：上天給你如此恩寵你渾然不知，難道一定要經過如我一般的心碎，然後才知道這有多麼寶貴嗎？
然後又經過八年，我才獲準到美國探親留學，當我戰戰兢兢地推著皮箱走過羅湖橋，確知已踏上香港的土地的那一刹那，我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我此生終於可以親眼見到我的母親了，我終於可以依偎在她的懷中撫摸她的臉頰，訴說小時候砍柴時手上劃破的傷口，放牛時腳底板刺上的蒺藜，上課時老師的嗬斥與同學的白眼了……緊繃的全身一時鬆弛下來，頭上小豆似的汗珠一個接一個掉下來，掛在皮箱上的兩瓶茅台酒竟也叭的一聲掉在地上，瓶子破了，酒香四溢。
我在香港就見到了母親，她在張阿姨家裏等我。幾天後，我們一起飛到美國洛杉磯，住在表哥的家裏。兩個半月後，媽媽又飛回台灣去陪爸爸，我則開始了在美國首尾十年的留學生涯。我仍然一封接一封地給媽媽寫信，媽媽也一封接一封地給我回信，一個月至少一封，跟小時候一樣。直到十三年前我拿到博士從美國返台任教，這才結束了我同母親幾十年的通信史。我不需要跟媽媽寫信了，因為我們母子可以常常見麵，常常麵對麵地聊天了。
母親不久前過世，清理遺物時我駭然發現我幾十年來寫給母親的信全都保存得好好的，一封一封訂成若幹本，竟然有幾百封。
啊，母親，孩子再給你寫信，你如何收得到呢？
謹以此文悼念我的母親王德蕙女士（1908—2003），也悼念一個時代和那個時代裏無數有著同樣遭遇的母親們。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