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在鄉下，伯父教我讀《古文觀止》，第一篇是鄭伯克段於鄢，中間有一段是這樣的：
潁考叔為潁穀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嚐小人之食矣，未嚐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不知道為什麼，我讀著讀著就哭起來了。別人都有母親，我的母親在哪裏呢？鄭莊公的故事實在跟我不相幹，但“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那句哀哀的感喟，卻以它獨特的調子，沉鬱頓挫於我細小敏感的心靈中好多年，伴隨我走過那不堪回首的少年時代。古人說少年喪母是人生大不幸，如果你的母親還活著，可是遠在天涯海角，杳無音信，你知道你有一個母親，可是看不到，聽不見，摸不著，你想依偎在她的懷中，撫摸她的臉頰，向她傾訴你在白天砍柴時手上割破的傷口，放牛時腳底板刺上的蒺藜，上學時老師的嗬斥，同學的白眼，然而這一切都辦不到，你會不會覺得你的不幸簡直同喪母沒有差別，甚至還更令人傷心呢？每當霜晨月夕，雨晦雞鳴，望著別人瓦頂上升起一柱柱的青煙，我眼淚就下來了，我的家在哪裏呢？“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幽幽的調子就在心裏響起來了。
我1949年離開母親，那年我七歲。一陣狂暴的龍卷風把國和家都撕成了兩半，把心也撕成了兩半，我的，我母親的，還有無數孩子的，無數母親的。我那時太小，根本無法理解這場風暴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意義，甚至也完全不知道什麼東西把我和媽媽分開，我的媽媽還在不在這個人世。等我確知媽媽還在，並且終於以一種辛酸而神秘的方式同媽媽取得了某種聯係的時候，已經是五年以後，我已到遠離老家的地方進了當時我們那縣裏唯一的一所初級中學念書了。
那其實也是一段挺奇特的經驗。
我離開母親之後，被送到鄉下務農的伯父家裏。我記得是坐轎子去的，一到那裏，剛進堂屋，就看到一個很凶惡的漢子，兩條小腿很粗壯的腳上沾滿泥巴，褲管卷到膝蓋以上，一言不發地瞪著我們——我和妹妹、弟弟。那就是我的伯父。我少年時代的苦難生涯從此和此人結了緣。我沒少挨過他的打罵，我的左耳至今失聰，就是他給我的紀念之一，當然他也教了我最初的古文，那是我們家鄉耕讀人家的慣例。一年半之後，家鄉搞土地改革，他被劃為地主，我記得土改工作隊來家裏貼封條的時候，我正同與我年齡一樣大小的堂弟抬了一桶水回家，站在昏黃的夕陽照著的門檻上，像幽靈一樣的細細長長的影子投在黑色的泥巴地上，心裏有說不出的淒涼，但似乎也有一絲若有若無的幸災樂禍的快感。後來，我竟然跟在土改工作隊的後邊，替他們拉皮尺，丈量田地（自然也包括我伯父的田地），計算麵積，準備分地給農民。也因此我竟然得到土改工作隊員們的喜愛與誇獎，其中一個後來留下來當了鄉長，對我一直不錯。小學畢業時，有一天，他把我叫過去說，唐翼明，你想不想念中學呀？我說當然想，可哪裏有錢念呀？他說，你母親在香港你知不知道，我說不知道，因為從沒聽伯父說起過。他說，是的，在香港，她還來過信的，土改時我們扣了幾封，你可以叫她寄錢給你上學，我們政府是允許的，因為你現在是孤兒，是國家的負擔嘛。我說，我不知道母親的地址呀。他說，我回去找了給你。他果然找了給我，我果然同母親——為了安全起見，我那時在信中稱呼她為“舅媽”——通上了信。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我母親其實不在香港，她一直都在台灣——有四年在美國，信是請香港的朋友轉的。我跟在台灣的母親——當時的術語，叫“外逃的反革命分子”——接通了關係，但卻是在一個共產黨的鄉長的幫助下實現的，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我這樣同母親通了好多年的信，童年時代那句魔咒似的哀喟慢慢解除了。我現在確切知道我同別人一樣，也有一個母親，隻是不在身邊罷了；她對我講話，隻是這話我隻能從紙上讀不能親耳聽到罷了。每次接到媽媽的信我是多麼高興啊，媽媽的話總是讓我無比感動，常常淚水把信上的字跡都弄模糊了。記得有一次媽媽在信中說：“明兒，媽媽有了你，就比皇帝還更富有。”我讀了又讀，哭了又哭，心裏又溫柔，又驕傲，又剛強，又發憤，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努力讀書，將來出人頭地，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給媽媽看看，您的兒子是好樣的，他沒有辜負您的愛，您的期待。
然而事業並不是我發憤就能做到的，我那時未免太天真了。我的確很努力，我的書一直讀得很好，從初中到高中，我幾乎總是最優生，我不記得我曾經有一門功課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下，絕大多數功課總評都在九十五分至一百分之間，凡是學校有比賽，無論是數學、作文、演講，我差不多都是第一、第二名。高中畢業參加全國大學聯考（大陸那時叫“統考”），我是湖北省第二名。然而沒有用，我連大學都上不了——沒有一個學校要我，因為我的“家庭出身”實在太壞了。我愧對母親，但無可奈何，“非戰之罪也”。我在床上睡了三天。
然而更可怕的遭遇還在後麵。1966年，“文革”爆發，我竟然變成了“人民的敵人”，連跟媽媽通信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我再一次品嚐了喪失母親的恐懼。“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童年時代的魔咒再一次在心裏幽幽地響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