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70年代，我家裏先後住進了兩個來自哈爾濱的小姑娘。於蘭波會彈古箏和琵琶，我到北京火車站去接她的時候，隻看過這孩子的照片，圓臉蛋兒，大眼睛，很像她父親，見麵準能認出來。可是出站口人流如水，萬一錯過去了怎麼辦？她的父母都在上班，難以請假，大概也沒有閑錢做路費吧，那年頭，百把塊錢得攢一年，從牙縫裏省出來……幸好，我看見了！沒看見小蘭波，而是看見了比她還高的古箏，小姑娘吃力地背著，令人心酸。另一個楊佳月，比蘭波還小，坐在她父親的膝蓋上學會了彈鋼琴，然後送到北京來拜請名師調教。其實，蘭波和月月都有一位小哥哥，也先後送到北京學樂器。因為我有兩個女兒，蘭波和月月便寄居我家；那兩位小哥哥則寄居在有兩個兒子的老楊家中。
我多次到過哈爾濱，除了領教當地朋友用大盆大碗喝啤酒的海量之外，印象頗深的是哈爾濱市民酷愛音樂。福建的鼓浪嶼，幾乎家家有鋼琴，大街小巷，走到哪兒都能聽到悅耳的琴聲，被譽為鋼琴島。然而，鼓浪嶼較小，隻是廈門的一個區；哈爾濱的鋼琴一定更多，堪稱音樂城。
哈爾濱市民喜愛音樂，是有曆史傳統的。至於70年代，我的老戰友、蘭波和月月的父母，省吃儉用，甚至把家裏的俄國毯子也變賣了，給兒女買樂器，送孩子到北京求學，則另有一番緣故。我猜，大概是不願意讓孩子初中畢業就上山下鄉去插隊。關於插隊這件事，我不會唱高調兒。隻想說，可憐天下父母心吧。
這是“文革”時期的怪現象。如果從小考上了音樂學院，這孩子就可以受到培養，避免插隊。當然，參軍也是另一條出路，比音樂之路寬闊得多。我和妻子都是十幾歲參加解放軍的，蘭波和月月的父親，還有老楊，也是。按說，我們的子女參軍應該容易些。可惜呀，我和這些戰友，雖然每人胸前都有幾枚軍功章，還是由於“家庭出身”或“海外關係”而離隊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既然這種封建主義的血統論調甚囂塵上，蘭波和月月也就隻能攀登狹窄的音樂之路了。怎樣攀登？不愛彈琴？哈，把屁股蛋兒擰青了也得彈！
七八歲的小姑娘，就遠離父母，送到北京來“深造”，也是壯舉。湊巧，我和老楊都住在中央音樂學院附近，雖然寒舍擁擠不堪，也還能塞進一隻懂事的小貓吧（我最愛貓，老式平房鬧耗子，就一直養貓，後來，我有了外孫女兒，外婆都給她起名叫老貓），蘭波和月月跟我心愛的小貓一般，雖然不逮耗子，卻是掃地、洗碗、生爐子、倒垃圾，什麼活兒都幹，“寄人籬下”，鍛煉了孩子。
我的妻子是醫師，下班之後幫鄰居看病打針，認識兩位音樂學院的教授，我認識另一位。幾年來，我們輪流著送蘭波和月月去到教授家中學藝。值得懷念的是彼此盡義務。我會幹什麼呢？會寫字，幫人家抄抄寫寫，也算換工嘛。如若像今天這樣，教一小時鋼琴就收多少錢，那可就什麼也談不上了。
剛打倒“四人幫”的1977年，音樂學院招收了一批“琴童”。此時尚未撥亂反正，政審仍然“查三代”，我心愛的小貓成績優秀也不被錄取。一怒之下我寫了電影劇本《琴童》，由上影攝製、公映，也算“臭老九”的公開發言吧。
老天不負有心人。此後有3個孩子考上了中央和上海音樂學院。現在，一個是深圳著名的鋼琴家，兩個女孩在美國操琴。另一個男孩去日本學習回國當了記者。這在今天不算什麼，但若撫今追昔，確也是換了人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