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梅的人生經曆，如果不說帶有傳奇色彩，也是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從他沉甸甸的作品中，可以讀到這種深厚的生活積累，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對平民百姓真摯的同情心。我想建議他寫一部自傳體小說，那一定能夠使讀者看到，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興衰榮辱交織得多麼緊密。
友梅與我同庚，九一八國難前後他和我分別出生於天津和北京，日寇的侵華戰爭給我們帶來了苦難的童年。屬羊的，他大幾個月，春天的羊有草吃，11歲就參加革命工作，是個給八路軍送信的小八路；我是秋後的苦羊，沒草吃，當了小難民，輾轉逃難到雲貴高原去了。友梅這段美好的革命生涯也不長，在日寇殘酷的“大掃蕩”時，部隊經常轉移，小孩子成了累贅，說好聽點兒，為了安全，保護革命的種子，組織上把他送回了家。他家境清貧，就在天津當學徒工。不久被“招勞工”騙到日本的化工廠當苦力。日本投降前夕這些工廠已被美國轟炸機夷為平地，工人也遣散了。鄧友梅回國後，1945年再次參加革命，進入新四軍文工團。那年他14歲，文工團要演戲，戲裏男女老少都有，所以就收留了他這個聰明的小演員。中文聰明二字有講究，一個從耳，一個從目，也就是說，多聽多看人就聰明。鄧友梅生於大城市，當徒工，沒少看不花錢的蹭戲，也常聽不花錢的相聲、大鼓、評書，當小八路，經過日寇“大掃蕩”以及日本工頭的打罵虐待，諸多經曆，是今天十幾歲的孩子無法想象的。而新四軍文工團又是個很好的革命文藝大學校，培養出許多文化名人，僅我聽說的就有文化部副部長丁嶠，作家茹誌鵑，詩人顧工，劇作家沈西蒙、梁泉，導演黃燦，畫家彭彬，書法家薑2001年5月，鄧友梅70歲生日時，我和他（左）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東舒，作曲家沈亞威，音樂指揮胡德楓，表演藝術家白文、鐵牛。鄧友梅自幼好學，文工團是他走上文藝之路的第一步。前幾年我與鄧友梅、顧工參加沂蒙山區的桃花節之後，又陪他二人戰地重遊，才明白了孟良崮這個崮字的意思，原來在大山頂上又“長”出一截圓桶狀的山體來，山東話就叫它為崮，沂蒙地區共有七十二崮，新四軍把蔣介石的王牌部隊74師全殲於孟良崮，擊斃其不可一世的少壯派師長張靈甫，使孟良崮聞名遐邇。我認識吳強，卻沒問他是不是新四軍文工團的？他寫的《紅日》真實生動，膾炙人口。看來他參加了孟良崮戰役。鄧友梅和顧工大概沒參加這次戰役，我陪他們回到新四軍文工團當年的駐地，又到臨沂新四軍總部參觀，一路上就沒聽他們誇耀過自己這段光榮曆史嘛。但也有一樁懸案他二人爭得不可開交：孟良崮大捷，文工團打牙祭，顧工到炊事班打菜（顧工說是鄧友梅）回來的途中偷吃了一個大肉丸子，卻沒想到這丸子是有數的，一人一個，分菜時才發現少了一個，又不敢回炊事班去要，於是顧工（顧工說是鄧友梅）隻好“高姿態”不再吃丸子了。究竟是誰饞嘴偷吃了丸子呢？我倒覺得顧工的嫌疑大些，因為鄧友梅在中國作家協會當了十年“外交官”，生猛海鮮麻辣燙，什麼沒吃過？他親口對我訴過苦：陪外國作家代表團出席宴會絕對吃不好，最養人的還是家裏的小米粥啊。不過，話說回來，敢在新四軍偷吃丸子，而且半個世紀過後還不認賬，這點聰明和狡猾，莫非也是作家和詩人所特有的本領麼？
1950年鄧友梅調到北京市文聯工作。19歲，是個“年輕的老革命”，又是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畢業的風華正茂的青年作家，小說《在懸崖上》引起轟動，也因此被錯劃“右派”，妻離子散，被迫擱筆20年。我也當過文工團員，也是19歲發表小說，也有擱筆20年的慘痛經曆。人生有幾個20年啊？而這20年正是我們最美好的青年時期。當一個人被打入“另冊”，長時間地到最底層去勞動，工作，學習，生活，用心觀察人生的時候，他就有可能更真切、更清醒地了解人民大眾的疾苦和心聲，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比浮在麵上好。比蜻蜓點水和走馬觀花好。隻是代價太大了！沒有理由要求今天的青年作家去這樣“深入生活”，然而我們卻趕上了這一茬，“在劫難逃”嗎？“因禍得福”嗎？反正是不會去寫那些無病呻吟和輕飄飄的玩意兒了。
粉碎“四人幫”，我們欣喜若狂！有著第二次解放的感覺。當時有句流行的口號：把失去的時間再奪回來！“人到四十五，好比出山虎”，恢複了寫作的權利，好像一切都還來得及。許多同齡人變成了“拚命三郎”。鄧友梅不但是“重放的香花”，而且厚積“博”發，佳作連篇，連續五屆獲得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煙壺》、《那五》享譽文壇，人物、語言皆有獨到之處，被認為是老舍先生之後最優秀的京味小說。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影響更大。尤其是改編成曲劇，連演百場，深受北京市民歡迎，更能證明其語言的魅力。“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老舍、侯寶林是公認的語言大師。隻可惜當代評論家很少從語言的角度研究小說。也許，因此鄧友梅還沒有戴上語言大師的桂冠。我是滿族、旗人的後代，《那五》就是挖苦八旗後裔的，讓我讀起來感到慚愧和痛心。我曾公開放話：鄧友梅你這個小山東兒，吃了我們北京50年大白菜，還寫小說挖苦北京人，真是恩將仇報啊。另一個小老廣中傑英，同樣吃了我們北京50年大白菜，也寫了一台話劇《北京大爺》挖苦北京人：小事不愛做，大事做不來。老舍的公子舒乙看後說，“讓北京人臉紅”。就算我們北京人（北京有很多滿人和有滿族血統的人）有八旗子弟的缺點，那你鄧友梅為什麼不寫點“康乾盛世”的故事呢？須知，你的語言好，離不開北京老少爺們兒的幫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