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八十周年校慶的日子裏，我們成千學子懷著感激的心情，從海內外四麵八方趕回重慶沙坪壩可愛的校園，第一眼就看見迎麵高高的彩牌上，寫著校友周恩來的兩句話：“我是愛南開的。”“感謝南開中學給予我的啟蒙教育。”他的話，和我們的心聲一樣。
白天，舉行校慶大典。我們這些老學生裏不乏頭發花白的教授、研究員、科學家、藝術家、將軍、部長，全都返老還童，規規矩矩地排好隊，給我們的老師唱歌，唱老師當年教給我們的歌，又畢恭畢敬地含著熱淚給老師三鞠躬，感謝他們的教育之恩。晚上，住進當年的學生宿舍，睡在熟悉的雙層床上，雖然按時熄燈，卻是輾轉反側，思緒多端，浮想聯翩。
老校長張伯苓是參加過甲午海戰的水兵，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痛定思痛，他到處募捐，於1904年創辦天津南開學校，1917年又創建南開大學，立誌“教育救國”他對日本軍國主義有深刻的認識，頗有遠見地於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一年就在沙坪壩建立了重慶南開中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一起遷往昆明，成立西南聯大。很多優秀教師也隨校南遷。
1999年10月17日，畢業50年後重返母校，與同班同學在老校長張伯苓先生塑像前合影。
教師是學校的脊梁。上世紀20年代，我的父母都在天津南開中學任教，他們說，當時一起在南開中學教書的就有舒慶春（老舍）、羅常培（解放後我國第一任語言研究所所長）、範文瀾（曆史學家）等，可見師資水平很高。重慶南開中學同樣擁有許多優秀教師，正是他們保證了教學質量和優良的校風。
教育家張伯苓提出的南開“公能校訓”使我們終身受益。公是大公無私，能就是鍛煉學生獨立生活的能力和體能。先說體育吧，除了正式的體育課，南開還有個術語“三點半”--每天下午3點30分至5點30分，全體學生都必須到操場上去“強迫運動”。當然啦，操場很多，重慶南開中學兩千在校生，擁有兩個標準的大足球場（也是4個小足球場），十多個籃、排、壘球場和風雨操場。學生一律住校，清晨做早操，飯前列隊進入食堂，吃飯不準說話。別的功課不及格，可以降級（不是留級）；體育不及格就得開除。體育主任郗文星掌握著我們的“生殺大權”，跑步、跳遠、跳高、鉛球……按年級分男女皆有指標，每學期都要考試，毫不容情，學生怕他，送個外號“西瓜寶”。我和弟弟在南開讀書5年，後來都長成一米八十的大個子。我18歲參軍，對緊張的部隊生活很適應。35年之後返校，我們把郗老師這位壽星佬請上主席台，深深地向他三鞠躬。
南開的學生社團活動豐富多彩。各種球隊、歌詠隊、服務隊、壁報社、科技組、劇團，數不勝數。隻說話劇吧，老校長的兄弟張蓬春先生是位洋博士，早年大力介紹話劇（當時叫新劇），並在南開推動校園戲劇活動，這在我國話劇史上都應該寫上一筆的。但是南開也有保守的一麵，曆來男女分班上課，不準男女同台演出。因而造就了三屆“最佳女演員”：周恩來、萬家寶（曹禺）、黃宗江。我曾麵詢宗江學兄：此事確否？他說：“你可以公開寫出去，如有麻煩，我願出庭作證！”直到1948年，我當“一二一劇團”團長的時候，為演出大型話劇《雷雨》，向校方要求男女同台，進行了一場“卓有成效的鬥爭”。當時，解放軍節節勝利，重慶的學生運動高漲，民主風氣占了上風，再加上老校長的孫女兒要演繁漪，校方終於做了讓步，要我立下“軍令狀”，保證不發生男女談情說愛之類的早戀問題，又派一位張老師當導演，才第一次不用男扮女妝了。這也是我的一份光榮呀。後來，“一二一劇團”演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位保爾與冬妮婭真的相愛了，而且結為伉儷。學校並沒追究我的責任，因為那時我已經是個誌願軍的戰士，遠在朝鮮打仗。這次重返母校，我告訴老師，“保爾”和“冬妮婭”在天津工作，說老師當年開恩，允許男女同台演出，真是“功德無量”。
電影《李雙雙》的導演魯韌，著名作家端木蕻良，都曾告訴我，他們是我父親的學生，南開中學的學生社團活動對他們後來走上文藝之路是有影響的。我自己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學生的可塑性很強，中學時代對我們身體、知識、愛好、品德和天賦的培育、開發，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們頭發花白之後，也不會忘記恩師，也能和孩子們一樣給老師鞠躬，給老師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