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是人的本能。
禁錮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超長穩定”的頑症病根--從思想活躍的“諸子百家”，對外開放的大唐盛世，跌入愚民鎖國、專製腐敗、科技落後、被動挨打、割地賠款、淪為半殖民地的悲慘處境。焚書坑儒，八股文章，科舉製度，大興文字獄……都是統治者用來對付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的“危險”就在於他們有思想，求進步--張春橋說得最透徹：“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推翻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不久，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發動了“五四”思想解放運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然而反封建的任務還很重。
從個人經曆而言，“思想問題”簡直就是我的魔星。不聽“天地君親師”的話--並非完全不聽，而是聽了之後還要自己動腦子想一想，有時想法出了格，這就成了“思想問題”，小帽子一扣：不聽話！若按自己的想法發言，那就是：講怪話！平時不給香餑餑吃，倒也罷了，政治運動一來，則凶多吉少。
1949年我18歲時與同學們一起卷進了參軍熱潮。由於家庭出身不好；知識分子“思想複雜”，所以就必須改造思想，“脫胎換骨”。聽話的文盲參軍半年就能入黨，我參軍一年半，在朝鮮立了戰功才讓入團，還加了半年“候補期”，接茬考驗。我入黨時落了淚，因為考驗的時間不算太長，隻有33年。
1955年清查“胡風分子”時，部隊以“保密檢查”為名，查獲了我的一本日記、一本生活手冊（我當文工團員時，上級要求隨時記錄體驗生活的素材）和幾十封私人信件（包括情書）。專案組從中發現108首“反動詩”，在全師知識分子的“肅反隊”分批公布，對我進行了多次批判鬥爭，還讓我們參加地方槍斃反革命分子的公審大會“以儆效尤”。可惜我根本不知道胡風是誰？最後由軍保衛部長在大會宣布：“趙大年的問題就是八個字：知識分子，異想天開。”定性為“思想問題”。這位大校找我談話，“你的詩寫得並不好！”我說，“那是我積累的生活素材，不供發表，誰讓你們拿去公布呢？”他火了，“你這思想真成問題！”於是給我一次“團內嚴重警告”的處分，理由還是“思想問題”。有趣的是，這本朝鮮戰地日記、生活手冊和情書，至今還裝在我的檔案袋裏，原汁原味地保存著（“文革”中被抄家也沒丟損），待我退休以後有了工夫，把它要出來稍加整理，或許還能出版一部紀實性很強的暢銷書呢。按保衛部長判斷，我的詩既然“異想天開”，那麼，用今天的眼光看，很可能詩意盎然。
在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國家、民族帶來勃勃生機，在實事求是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中，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經濟起飛，走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我的錯誤被定為“思想問題”。
改革開放，首先要思想解放。同樣的道理，不解放思想，就不敢反對“兩個凡是”，就不能撥亂反正。不否定“文革”和“以階級鬥爭為綱”，就不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談不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抓經濟建設，也就無須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教興國”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了。
“思想啊思想，痛苦思想跟著你……為什麼你不能像孩子，輕輕地撫眠？”當我被打入“牛棚”，勞動改造時，就背誦著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這些詩句，把積存多年的書籍資料當做廢紙8分錢一斤賣掉，換瓶二鍋頭烈酒，以傻吃、傻睡、傻幹活兒的辦法，妄圖遁入“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痛苦”的境界，然而還是辦不到啊。看來我是忘了，人乃萬物之靈，與騾馬牛驢的根本區別就是有思想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了我新生的機遇，真有獲得解放的切身感受。恢複了寫作的權利，那就放開筆來寫吧！我的“思想問題”究竟是什麼？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的真善美--不是“臭老九”自誇，這20年的作品“有案可查”。即使查出我的錯兒來，也不會再打“右派”了。我要歡呼思想解放萬歲--這個萬歲，是說我們的思想還要繼續解放，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