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發現，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分歧並不在於是否提倡革命文學，而是在於怎樣提倡和提倡什麼樣的革命文學。
首先，對於在新的時代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魯迅當然是持肯定態度的，而且魯迅思考和提出革命文學遠在論戰之前，因此，本質上，在是否提倡革命文學這一點上，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主張是一致的。在魯迅看來，“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有多少占權，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鬥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但魯迅在這個時候更傾向於實際的政治鬥爭，相信“武器的鐵和火”，即使是文學，也會是一種鬥爭的文學：“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爭文學，一講鬥爭，便隻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鬥爭的一翼。”但對於革命文學提倡者們從“革命”轉向“文學”、以“藝術的武器”代替“武器的藝術”，魯迅是表示懷疑的，當時就尖銳地指出了包括革命文學刊物在內的文藝界的“有些朦朧”的特征，指出這“朦朧”的發祥地是“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因而不敢毫無顧忌地說話，不敢直截了當地戰鬥，也怕敢批判自己，“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革命的藝術家“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的出現。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因此，魯迅反問道：“為什麼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當“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產階級作家”玩著“藝術的武器”，包括一些有著“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藝術的武器”時，魯迅說：“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裏了呢？隻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如此，文學包括革命文學就不再“朦朧”，真正發揮出戰鬥的功能，也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魯迅本來是指出了當時文藝界的“朦朧”特征，但創造社諸人卻大做文章，反倒以“朦朧”攻擊魯迅。我們知道，魯迅愛憎分明，一貫地“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即如大革命失敗後麵對國共兩黨間的政治選擇，魯迅是義無反顧地傾向於共產黨革命；而對於革命文學的提倡和革命文學論爭，魯迅的態度更是十分鮮明，他堅定地倡導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第二，在文學的階級性和作家的世界觀問題上，魯迅堅定地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不存在超時代的文學，要做革命文學，首先要做革命人，而不是簡單地以“無產階級意識”寫出的文學就是革命文學了。如魯迅所說：“近大半年來，征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處身於劇烈變革的時代，魯迅自然明確地意識到了時代的特征，在他看來，對立階級出現的同時，各階級也在不斷地分化，他說：“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著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產階級去的呢。”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都意識到時代的變化和時代變革中階級的分化，但一方麵，他們自己奉行的是“突變”，一夜之間變為無產階級作家，這種被魯迅後來稱之為“翻著筋鬥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是說A要變B，幾個條件已經具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於是就變成了B……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事實上，“最徹底的革命文學家”的葉靈鳳就真正如魯迅所說“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另一方麵，他們簡單地以劃分作家的階級屬性而劃分文學，如成仿吾、李初梨、郭沫若等都給魯迅劃分階級成分，或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或封建餘孽，或二重反革命，或法西斯，因此而將魯迅排除在革命文學之外。對此，魯迅感到既莫名其妙，又不以為然。所以，魯迅在提出文學的階級性的同時，也對唯我獨尊的革命文學家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一切“都帶有”階級性，但並非“隻有”階級性，“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惟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可以說，魯迅對文學階級性的辯證看法最是符合唯物史觀。關於文學階級性問題，魯迅在隨後與新月社的論戰中有更為深入細致的闡述。
第三，關於文學的功能和作用，魯迅同意革命文學提倡者們所信奉的“一切文藝是宣傳”的主張，認為“一切文藝是宣傳，隻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但魯迅反對過分地誇大文藝的作用，特別強調文藝在宣傳中的藝術性，他說：“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又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魯迅既反對沒有切實的革命文學創作而空洞地提倡理論的行為，同時也反對缺乏藝術性的、標語口號式的所謂革命文學，在肯定文藝的宣傳功能和鬥爭作用的同時，特別強調文學“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為此，魯迅批評創造社掛了革命文學的“招牌”後，“卻隻是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身上去。那麼剩下來的思想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罷？”魯迅特別舉出馮乃超一個劇本的結尾，“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偷兒：我們反抗去！”作為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