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魯迅從其創作伊始就是為了“抗世”而“弄文”，因此就不斷地遭遇“文網”嚴索和“世情”的攻擊，除了來自封建複古派和保守派的明槍，還有來自新文學陣營和“同一營壘”中的暗箭，魯迅在不同時期針對著不同問題、麵對不同的論爭對象，生發出不同的情感態度、闡述了不同的文化思想。其中，革命文學的論爭在魯迅的精神感受和思想發展中有著重要的意義，既給魯迅以深刻的影響，更給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革命文學論爭發生在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之間，時間主要集中在1928年，但此前已經有所孕育，此後更餘音不絕，不僅產生了聲勢浩大的左翼文藝運動，而且影響了從20世紀3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現當代文藝思潮的發展、文學創作的整體走向和基本形態。
一、革命文學倡導者對魯迅的圍攻
1927年10月3日，魯迅從廣州到達上海，不久，就遭遇了來自提倡革命文學的創造社和太陽社對他的鋪天蓋地的批判。
1928年1月，馮乃超發表了《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其突出之處固然在於明確提倡革命文學，但更引人注目之點是對魯迅等作家的攻擊，因此在文壇掀起軒然大波，揭開了革命文學論戰的序幕。馮乃超在分析文學革命之後的中國文壇狀況時，主要評點了他所認為的“可以代表五種類的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五位作家，除了肯定郭沫若的反抗精神和比較客觀地揭出了張資平的創作傾向外，對魯迅、葉聖陶、鬱達夫進行了不公正的批判。且看他對魯迅的評價：“魯迅這位老生——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隻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隻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好在他不效L。Tolstoy變作卑汙的說教人。”他認為社會變革期，魯迅隻是時代的“落伍者”和“隱遁主義”者。此文一發表，創造社和太陽社仿佛從魯迅這裏找到了反對革命文學的標本，紛紛跟進，以魯迅為“靶子”，群起而攻之。除了馮乃超隨後發表的《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外，代表性的文章計有：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和《請看我們中國的Don。Quixote的亂舞——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弱水（潘梓年）的《談現在中國的文學界》、彭康的《“除掉”魯迅的“除掉”！》、石厚生（成仿吾）的《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朱彥的《阿Q與魯迅》、蔣光慈的《魯迅先生》、杜荃（郭沫若）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
這些文章一方麵以激進的態度提倡革命文學和闡述了他們所謂的革命文學理論，另一方麵集中圍攻了魯迅，不僅批判了魯迅的思想和創作，而且大都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論定”了魯迅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甚至對魯迅作了一些人身攻擊。李初梨質問“魯迅究竟是第幾階級的人”，他認為魯迅是站在階級對立間，以中立的態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魯迅，對於布魯喬亞汜是一個最良的代言人，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是一個最惡的煽動家！”而針對魯迅的反擊，李初梨更給魯迅扣上了“堂·魯迅”的帽子，判定魯迅是“同風車格鬥的Don-Quixote（即堂·吉訶德——編者注）”。成仿吾在1927年初就發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他認為當時的文藝是“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欺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我們知道，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閑階級就是有錢階級”。在此基點上，他特別標出魯迅就是這種“趣味文學”的代表，並挖苦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在李初梨提出所謂“堂·魯迅”說法之後，石厚生（成仿吾）認為魯迅同時還是“一尊小菩薩”，“每天最關心的隻是自己的毀譽”，他說魯迅《“醉眼”中的朦朧》“暴露了自己的朦朧與無知，暴露了知識階級的厚顏，暴露了人道主義的醜惡罷”，從中“可以看出時代落伍的印貼利更追亞的自暴自棄”。太陽社的錢杏邨連續發表《死去了的阿Q時代》、《死去了的魯迅》、《“朦朧”以後》，認為魯迅創作所表現的時代僅僅局限於清朝末期；《阿Q正傳》“它沒有表現現代的可能，阿Q時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時代是死得已經很遙遠了！我們如果沒有忘卻時代，我們早就應該把阿Q埋葬起來……我們是永不需要阿Q時代了！”進一步，“阿Q時代固然死亡了，其實，就是魯迅自己也走到了盡頭”，“完全變成了一個落伍者，沒有階級的認識，也沒有革命的情緒。”因此，錢杏邨直接以“死去了的魯迅”為文章題名。弱水（潘梓年）以魯迅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為攻擊對象，認為魯迅的“態度太不興了”、“氣量太窄了”、“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謂“老頭子”（魯迅）使他“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郭沫若化名杜荃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在前述各人批判魯迅的基礎上，對魯迅的定性和攻擊可謂“登峰造極”，斷言魯迅的“時代性和階級性”為：“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誌的Fascist（法西斯諦）！”
這些文章圍繞魯迅其人其文，甚至多有人身攻擊，極盡批判和諷刺之能事，令初到上海的魯迅猝不及防。先前魯迅所麵對的是反動陣營的“明槍”，而沒有想到會遇到來自“同一營壘”中的“明槍”和“暗箭”。先前魯迅相信進化論，以為青年勝過老年，寄希望於新一代的青年，而沒有想到圍攻他的恰恰是他所矚望的新一代青年。從北京到廈門，從廣州到上海，曆經“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七·一五”事變等社會巨變，更經曆了軍閥政府的迫害、“正人君子”們的構陷、“看不見的社會力量”的造謠和汙蔑，尤其目睹了過多的青年的鮮血，魯迅在此期間的人生境遇和精神感受異常豐富和複雜。時代政治的變革已經在魯迅思想中引起了巨變，而且已經反映到他的文學觀和文學創作中，他已經開始切實地踐行革命文學了，而如今卻被創造社、太陽社一致論定為“反革命作家”。麵對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攻擊，魯迅還是沉著應戰，一方麵，回擊了各種不實之詞，另一方麵，指出了創造社和太陽社在革命文學提倡過程中的種種錯誤，同時，在論爭中繼續思考革命文學並將革命文學推向深化。
二、魯迅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革命文學觀
圍繞革命文學論爭，魯迅先後發表了《“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扁》、《通信（並Y的來信）》、《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革命咖啡店》、《文壇的掌故》、《文學的階級性》、《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以及革命文學論爭結束後所寫的《三閑集·序言》、《非革命的激進革命論者》、《上海文藝之一瞥》等文章。這些文章，不僅回擊了創造社和太陽社對他的圍攻，更為重要的是，魯迅在這些文章中全麵而科學地闡述了關於革命文學的問題，提出了一係列富有創見的革命文學思想，有力地指導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