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評論派”是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派別，是圍繞著《現代評論》周刊而形成的頗具思想複雜性的文化派別。1924年12月，一批曾經留學歐美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教授和文化人創辦了一個綜合性刊物——《現代評論》周刊，主要撰稿人有王士傑、高一涵、胡適、陳源（陳西瀅）、徐誌摩、唐有壬、顧頡剛、燕樹棠、周鯁生、皮宗石、陶孟和等。刊載文章的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為時政評論、文學創作、學術討論和讀者通信四大門類。由於他們文章的基本宗旨，都主張轉型期的中國政治體製，應效法西方人文精神、實行民主法律秩序，所以《現代評論》雜誌也通常被人們視為是同人刊物。他們通過這個刊物，發表時政觀點、傳播西方文化，希望用西方現代社會的民主意識，最終建立一種自由的政治、立法製度。作為20世紀20年代的自由主義的文化流派，“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團體，而是涉及政治、經濟、科學、文藝等方麵，以抨擊時政、參與社會而見長的團體。‘現代評論派’在倡導啟蒙、改造文化等方麵做過許多工作，在中國新文學發展史和新文化發展史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1925年和1926年間，圍繞著“女師大事件”、“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等重大社會事件，魯迅同“現代評論派”展開了長達一年之久的論爭。魯迅的《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記錄了這場鬥爭的曆史。
一、論爭的起因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爭的起因要從“女師大風潮”說起。
女師大始建於清末，原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更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時任女師大校長的楊蔭榆是引發這次學潮的主要原因。楊蔭榆（1884-1938），無錫人，畢業於上海務本女中，先後到日本及美國留學。1922年，楊蔭榆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後，回國繼續任教。1924年2月，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接替許壽裳出任女師大校長，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學校長。
楊蔭榆強調學校猶如家庭，需要一個穩定的局麵。她要求學生專心讀書，不要參與政治活動，因此把學生的愛國行為斥為“學風不正”，橫加阻撓。她的這種做法，迎合了北洋政府懼怕學生運動、禁止學生關心國事的心理，遭到了師生的強烈反對。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受南方大水和江浙戰事的影響，部分學生沒有按時報到。楊蔭榆以整頓校風為由製定了一個校規，開除逾期返校的學生。但在執行校規時，卻沒有做到公正、公平。這一做法引起了學生和教職工的嚴重不滿，學生連續以請願、宣言等方式進行抗議，並由此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楊運動”，女師大風潮由此爆發。1925年1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向楊蔭榆遞交了要她去職的宣言，並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楊蔭榆仟校長以來的種種“不端”行為，請求教育部撤換校長。4月，章士釗以司法總長兼任教育總長後，強調“整頓學風”，公開支持楊蔭榆。5月7日，楊蔭榆阻撓學生舉行“國恥日紀念”活動，被學生的噓聲所趕走。5月9日，楊蔭榆借校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成員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劉和珍、許廣平、薑伯諦等六人開除。11日，女師大學生召開緊急大會，決定驅逐楊蔭榆，並出版《驅楊運動特刊》。女師大風潮很快發展成為一場社會鬥爭，章士釗、陳西瀅、胡適和徐誌摩等人支持楊蔭榆，而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進步教師則支持女師大學生。5月27日，魯迅親自寫好《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征集了馬裕藻等六人的簽名，在《京報》刊出。魯迅沒有料到自己《關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竟引起了他的同事，北京大學“現代評論派”的教授們的另外一種反應，並引發了一場轟動一時而影響深遠的論戰。
引發衝突的是《現代評論》1卷25期發表的陳西瀅（陳源）的《閑話》一文。陳西瀅，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筆名西瀅，1912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1924年在胡適支持下，與徐誌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在該刊開辟《閑話》專欄。對這次女師大風潮，他在第一篇《閑話》（收入《西瀅閑話》時擬名《粉刷茅廁》）中說：“以前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對的，現在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錯的。這可以說是今昔言論界的一種信條。”進而認為“到了這種時期，實在旁觀的人也不能再讓它醞釀下去，好像一個臭茅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在這時候勸學生們不為過甚，或是勸楊校長辭職隱退，都無非粉刷茅廁，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以為教育當局應當切實的調查這次風潮的內容，如果錯在校長，自應立即更換，如果過在學生，也少不得加以相當的懲罰，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致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在文章結束的時候又補充道：“《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藉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幾句就知道了……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了。”
如果僅是意見與態度不同，後來的爭論或許不會發展到那樣嚴重的程度。可以看出，陳源不僅自己明顯地站在校方一邊，對學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確的判斷，指責學生“不像樣子”，而且呼籲當局“整頓”學校，“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更為關鍵的是，又暗示“某籍某係的人”，“暗中挑剔風潮”，並指責宣言“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等等。陳源的“閑話”立即引起了魯迅的還擊，魯迅連續寫出《我的“籍”和“係”》、《並非閑話》、《並非閑話（二）》、《並非閑話（三）》、《公理的把戲》、《這回是多數的把戲》、《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等文章，與陳西瀅展開激烈的爭論。在《我的“籍”和“係”》中，魯迅先說在“青年必讀書”應答中自己曾受到某些人的詬病，那是暗的，不意現在陳西瀅的指責，將他在風潮中的作為“化暗為明”。接下來坦然承認自己確乎是浙江省籍，確乎是北京大學國文係的講師。陳西瀅在文章中用了“挑剔風潮”一語，魯迅便以此作為攻擊的契人點，大加撻伐：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確的，至於“挑剔風潮”這一種連字麵都不通的陰謀，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則立刻犯了嫌疑，至於使和我毫不相幹的人如西瀅先生者也來代為“可惜”呢？那麼，如果流言說我正在鑽營，我就得自己鎖在房裏了；如果流言說我想做皇帝，我就得連忙自稱奴才了。然而古人卻確是這樣做過了，還留下些什麼“空穴來風，桐乳來巢”的鬼格言。可惜我總不耐煩敬步後塵：不得已，我隻好對於無論是誰，先奉還他無端送給我的“尊敬”。
1926年1月13日，徐誌摩在自己主持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閑話”引出來的閑話》，徐誌摩的這篇文章說陳源私淑法郎士，對女性的態度太忠貞之類的吹捧話，又引起周作人的反感，提筆寫了《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一文投寄《晨報·副刊》，借陳西瀅對女性不恭的傳言給以諷刺和揭露。陳西瀅自不相讓，立即寫信給周作人，稱兄弟兩位捏造事實，傳播流言雲雲，把魯迅也扯了進來，引起雙方之間的又一場混戰。在激戰中，胡適曾經分別給魯迅、周作人、陳源寫信，希望雙方停止論戰：“你們三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們三位都自信這回打的是一場正義之戰，所以我不願意追溯這戰爭的原因與曆史，更不願評論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的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點對於對方動機上的猜疑；由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感情，由這筆鋒上的感情，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