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緊接著北京爆發了段祺瑞執政府開槍鎮壓學生運動的“三·一八慘案”，雙方的論爭因此進一步升級，思想對立也更加明顯。對於“三·一八慘案”，“現代評論派”雖然憤怒譴責了當局的血腥屠殺政策，但同時又對學生參加社會上的各種政治運動，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周鯁生在《現代評論》雜誌第1卷第22期上發表了《青年的政治》一文，他認為“年來學生的政治運動之所以難得社會同情，也許是因為那些偽政治運動太多，令人看輕看厭了的原故”。他一再提醒學生注意不應為政治所蠱惑，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或奴役，“要知道不是一切形式或意義的政治活動，都是學生應做的”。胡適在《現代評論》第2卷第42期劉治熙的《“愛國運動與求學”》的來信附言中也強調：“救國事業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而今日學生們做的群眾運動卻隻能有短時間的存在；救國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需要遠大的預備，而跟著大家去呐喊卻隻能算是發發牢騷，出出氣，算不得真正的救國事業。”“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後，胡適、陳源、高一涵、王世傑、燕樹棠、皮宗石等人，於1926年8月29日在《北京大學日刊》上聯名發表了一則宣言，認為學生應以學業為主，少數人的社會政治活動不能妨害大多數人接受教育的合法權利。兩天之後，胡適又專門發表了《愛國運動與求學》-文，明確表態說：“‘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遊街，高喊’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於砍下手指寫下血書，甚至於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我們要很誠懇地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為惟一大路，救國須從救你自己下手”。
陳源在《現代評論》3卷68期上的《閑話》中，雖然對執政府的暴行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與譴責，但同時卻又把矛頭指向群眾領袖，說楊德群烈士的慘死，是受女師大教員所驅使。暗示“三·一八慘案”是受人蠱惑而釀成的，“對理性沒有充分發展的幼童，勉強灌輸種種的武斷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條，在我看來，已經當得起虐待的名字，何況叫他們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的苦！”
魯迅對陳西瀅的“閑話”非常憤怒，在《死地》中指責陳源“學生們本不應該蹈死地”的言論，“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在《空談》中說：“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同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溝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預想不到的。”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的論爭，針對“三·一八慘案”達到高潮，直至1926年8月魯迅到廈門大學任教，方才告一段落。這場論爭使雙方在情感上都受到極大的傷害。陳西瀅每每挑起事端，但在強有力的對手麵前，總顯得有幾分被動，幾分狼狽。論爭對於魯迅“同樣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瀾，經曆了精神的痛苦熬煎：所有外在的黑暗全部轉化為內心的黑暗，所有外在的反抗也都轉化為內心的掙紮”。正如魯迅在編完《華蓋集》以後在“題記”中寫道：“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
二、論爭的實質
魯迅與以陳西瀅為代表的現代評論派之間的論爭，在表麵上看起來，是針對某一具體的社會事件的思想分歧與論爭，而且論爭中還帶有一定的私人色彩，實際上是新文化戰線分化後，不同的文化陣營之間思想的對立與衝突。現代評論派與魯迅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啟蒙話語，他們依照不同的話語資源，對中國的現代性賦予了不同的想象。有人甚至認為，由於種種複雜的曆史原因，在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史上，把“本應該屬於五四啟蒙話語範疇的見解分歧，納入到了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鬥爭去加以定論，故而從本質上遮蔽了兩者論爭的時代意義與深遠影響。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的思想交鋒，集中體現著東洋派留學生與西洋派留學生的不同人生態度，以及他們對於現代性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同時也反映著轉型期精英知識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態。”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分成了兩派：革命派和自由派。革命派主張直接參與政治行動，自由派則堅持漸進的、教育導向式的改革觀點。“現代評論派”顯然屬於後一種。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的論爭，正是這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話語之間的論爭。
從表麵看起來，以陳源為首的“現代評論派”每每站在校方、官方的立場上，為強勢群體“辯護”，而魯迅則堅定地站在學生、群眾一邊，為弱勢群體說話，實則表現為兩個文化陣營之間關於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對立與衝突。“在魯迅看來，‘現代評論派’的這些教授一方麵是‘特殊知識階級’，以受西方教育為資本，以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現代化為理想，骨子裏又是中國傳統的‘正人君子’……這就是說，魯迅在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中，並不著眼於對陳源們所提出的英美自由主義理念本身的批判，而更關注於他們的自由主義理念運用到中國的現實中——例如，在中國教育當局與學生的對抗中一一他們所持的態度，實際所發生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暴露出他們靈魂深處的一些東西。”“這班留學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現代中國的設計者、指導者和中堅力量；而他們的現代中國的設想又是很簡單的，就是把英美的東西全盤搬過來。而魯迅恰好要對這樣的”現代中國的設計者和指導者“提出質疑，魯迅始終抓住特殊的知識階級，不放，這可能是更為內在的原因。”
回望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曆程，中國的啟蒙運動從維新變法開始已經拉開帷幕，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就大規模地向日本（東洋）和歐美（西洋）各國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在中華民族危亡的時刻，出國求學，尋找救國良方。他們回國後，麵對同樣的困境，聯合起來共同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他們倡導個性解放，宣揚人道主義，傳播民主與科學等思想。但是由於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響，他們對中國社會既有共同的期待，但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會理想、價值觀念，他們對未來社會的想象，及其到達目標的方法和途徑，也有著巨大差異，因此無形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陣營和不同的啟蒙話語，紛爭就在所難免。
作為20世紀初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中，絕大多數人都是在西方完成的思想啟蒙，西方的民主和理性精神讓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積貧積弱的原因所在。於是他們主張用西方的科學理性和民主政治，使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他們變革現實的理想模式，自然而然也就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政治民主文化聯係起來。如高一涵在《現代評論》第1卷第10期上發表了《我們對於國民會議組織法的主張》，王世傑在《現代評論》第1卷第12期上發表了《評政府提出的民國代表會議條例》等文章，積極參照西方社會的民主法製意識，對中國當時的政治體製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當然，他們也一再強調，這一目標的最終實現，需要國人有足夠的耐性，以循序漸進的和平方式，才能完成中華民族複興的宏偉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