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評論派”繼承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既吸收了英國通過精英知識分子進行文化改良的精神內核，又汲取了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意識，形成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他們堅持以文化啟蒙為核心而尋求社會變革，反對激進、主張自律，強調秩序。既不主張漠不關心社會現實，又不讚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們從西方文明的日益進步中，醒悟到教育的重要性，認識到教育才是文化啟蒙的惟一有效手段。他們企圖通過教育和學理的啟蒙，改變人的精神結構，重造民族文化和社會道德秩序，以文化的發展謀求社會的發展。“他們堅持以理性的態度追求民主、科學、法製等人文環境，主張有節製地進行文化秩序和道德形態的革新，建立自由、平等、獨立、人權等文化形態，以增強文化本身的內涵。”由於“現代評論派”追求文化功能的相對獨立性，確認文化自身的意義，要求文化與政治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反對學生介入政治，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因為這有悖於他們教育啟蒙的宗旨和溫和改良的政治企圖。“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他們強烈地譴責了段祺瑞執政府扼殺民主的暴行，王世傑、陳翰笙、陳西瀅、許仕廉、高一涵、陶孟和等都紛紛發表文章，譴責執政府屠殺民眾、踐踏民主的暴行，並希望建立以法律為保障的民主製度，懲辦元凶，保護民眾的民主權利。同時又著文堅決反對學生盲目參加社會上的各種政治運動，陳西瀅並對學生運動的鼓動者、組織者，頗有微詞。這一點與魯迅形成鮮明的對照，也因此與魯迅之間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與鬥爭。
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人生體驗以及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思想文化的認知方麵，與自由派有著很大的差別。從1902年到1909年，魯迅在日本學習生活了長達9年之久，在留日期間，魯迅通過日本這一窗口閱讀了大量西方人文主義的哲學著作與文學作品，魯迅日後形成的“人學思想”是通過“日本式”的閱讀體驗而獲得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啟蒙思想和價值觀念，既有西方的人文精神，又有日本的“尚武”意識，並帶有濃鬱的東方實用、功利的色彩。西方漫長的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的曆史進程，讓他們期盼能夠在短時間內修成正果。魯迅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它的失敗在於沒有啟蒙國民，缺乏的正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所以，他以小說的形式踐行啟蒙主義的思想，以喚醒廣大的國民。魯迅強調文學經世致用，他的啟蒙文學觀念從一開始就帶著強烈的事功性。但是啟蒙原本就是一個緩慢、漸變的過程，所以當他覺悟到自己並非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時候，就對啟蒙本身產生了懷疑。通過《狂人日記》、《藥》等小說可以看到，魯迅在“呐喊”的同時，也在質疑啟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呐喊”時期的魯迅，對於啟蒙仍然是期待中有懷疑，懷疑中又有期待；到了《彷徨》和《野草》的時期，魯迅在對啟蒙的懷疑中已經無所期待，在啟蒙國民性的期待中，惟一收獲的是難以掩飾的失望，他的作品中無處不在的痛苦與絕望都在證明這一點。當然，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派，並沒有在痛苦和絕望中沉淪，相反，他們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行動上，仍在探尋中國現代化的出路，並在這一探尋中實現自身思想上的轉變。
三、論爭與魯迅思想的轉折
在20世紀20年代的這場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中，可以看到魯迅思想的轉向，這場論爭不僅是魯迅思想轉向的一個臨界點，同時也是促使魯迅最終完成轉向的一個標誌性的因素。“對於一種思想或精神，魯迅較關注的不是其原旨，而是其實效；考察運動或事業，關注的亦不是當初如何轟轟烈烈，而是看如何落實在日常生活中。魯迅運思是傳統經世致用之路，偏重應用而非思辨。所以，不是形而上思辨，而是‘日常生活中幾乎無事的悲劇’才使他痛苦萬分，難以忍受。”現實的黑暗和無法喚醒的庸眾，使魯迅清醒地意識到思想啟蒙不可能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發生根本的變革，“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
此時，魯迅的思想在悄悄醞釀著一種“新”與“變”。他已經不再鍾情於以啟蒙為宗旨的小說，而逐漸傾向於“投槍匕首”的雜文，強調文學的戰鬥性和攻擊性。《彷徨》之後，魯迅的思想已經悄悄發生變化，1925年所寫的《青年必讀書》附注中曾說：“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在《語絲》創刊後不久，魯迅已經著手籌備創辦一個新的刊物了，這本刊物就是《莽原》。根據魯迅的意圖，《莽原》主要是一個向舊社會挑戰的批判性的刊物，而不是一個純文藝的刊物。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常常談起有關《莽原》辦刊的事情：
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三月三十一日）
我現在還在尋有反抗和攻擊的筆的人們，再多幾個，就來“試他一試”……（四月八日）
《莽原》實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沒有撒潑文章，真也無法。（五月三十日）
“由早年立誌用文學去改造國民性，到後來認為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這不僅是魯迅個人的心靈曆程，同時也是東洋派中國留學生的思想共識。尤其是當文化啟蒙受到挫折時，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緒便油然而生。”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警醒了魯迅對於私人的攻擊，他漸漸放棄了這種較小的目標，他的情感強烈地惹動起來，他覺得更可痛恨的是另有所在了。他已經沒有作從容、幽默的雜感的餘地，卻隻是‘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無花的薔薇之二》）”。
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他呼喚和讚美鐵與火之中的“猛士”精神，既是一種絕望和憤怒，也是一種希望和慰藉。深諳中國文化傳統的魯迅，之所以主張複仇、以惡抗惡和不寬容，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和國民性的深刻了解，出於對文化啟蒙的無奈和絕望，所以對中國社會的政治民主也是持悲觀態度的。從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中可以看到，隨著《新青年》團體的分化，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進入低潮，“魯迅已經從原來純理性的思想啟蒙中走了出來，他意識到通過‘火與劍’來改造社會更直接更有效”。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所發生的這場思想論爭，充分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思變的兩種不同的文化心態。魯迅的思想轉型，似乎昭示著一種中國社會現代性的宿命——從文化啟蒙到暴力革命。中國的現代性必須、也隻能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才能達成。畢竟曆史拒絕了現代評論派的自由主義政治理想，應驗了魯迅對未來中國社會變革的想象。
現代評論派的自由主義理想在理論上是合理的，但在當時中國的現實中卻是行不通的，由於他們忽視了中國現代性的曆史與現實的規定性，忽視了整個啟蒙運動的政治影響和經濟背景，盡管他們企圖以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理性的方式堅持文化啟蒙，但現實擊破了他們的夢想，他們依然無法保持中立和自由，最終仍然淪為某種政治力量的附庸。
思考題：
請談談你對“正人君子”們的“公正”和魯迅的“偏激”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