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狂人日記》以後，魯迅的一生幾乎都在各式各樣的論戰中度過，並且從不停息，他常以戰士自命，甚至到末了也要“橫站”。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一生像塞萬提斯筆下的主人公堂·吉訶德，20世紀30年代他的一些論敵們也稱他為堂·魯迅。堂·吉訶德是理想的，魯迅其實也是理想的。盡管他有源自於自身經驗的世故與多疑，以及對事物判斷的“奇毒”，這些都讓他看透世事，分明表現出透徹的現實主義的一麵，然而從總體上來講，他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理想的存在，並且他的理想的存在並非普通意義上的所謂“理想主義”的某種存在，而是對世界的永不妥協的戰鬥，因而魯迅從進入文壇就常常置身於各式各樣的論爭當中。
一、與學衡派的論爭
學衡派，因1922年1月在南京創辦《學衡》月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梅光迪、胡先驌、吳宓等。他們以“昌明國萃，融化新知”為宗旨，極力抵製以白話代文言，反對新文化運動。其思想的根底在美國新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白璧德，學衡派的主要成員梅光迪、胡先驌、吳宓同後來的梁實秋都曾經師從過這位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白璧德終其一生孜孜不倦在批判法國思想家盧梭，後者被他視為是現代無節製情感主義的始作俑者。在白璧德看來，情感是一件危險事物，一定要得到合理的節製，而現代社會弊病的根源就在情感的不節製，救治這種弊病的藥方就是遵循人類的四大文明的先知：釋迦牟尼、孔子、耶穌基督和穆罕默德的教導，懂得如何去節製四處漫溢的情感。白璧德20世紀早期在哈佛大學的講座直接開啟了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學衡諸人及梁實秋在學成歸國後都忠實地踐行著這種文化的主張。
由此我們很容易理清學衡派的思路，他們也在用一種西方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理論來反對他們所不能接受的西方理論，諸如魯迅和其他五四新文化運動者所接受的西方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乃至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在文化保守主義和整體主義思潮的支撐下，學衡派不免把魯迅等人所接受的這些文化思潮歸結為“多屬一偏”之類。然而，文學和文化的發展一樣，本來就是不斷以一種“偏至”去抵消另一種“偏至”，就個體而言，似乎都不無偏頗，而就整體而言，卻可以呈現出一種相對的“全麵”和“完善”來。“學衡派”對於白璧德主義的接受和“五四新文化派”對其他思想的接受一樣都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當“學衡派”諸人立足於“一偏”卻又不想承認自己屬於“一偏”，甚至還要竭力將這事實上的“一偏”說成是文化的全部或者精華之時，那麼這一努力本身倒是真正出現了問題，至少它是與“學衡派”所追求的“客觀”、“公正”自相矛盾了——魯迅的名篇《估（學衡）》正是一針見血地挑破了“學衡派”的這種無法自圓的尷尬。順便一提的是，魯迅在他的“評估”中並沒有否定“學衡派”的學術探索而隻是調侃了這種令人備覺難堪的內外矛盾，可是在以後文學史寫作過程中，人們卻又據此而大加發揮，一篇《估（學衡）》競成了為“學衡”定性的有力武器。
人類文化的發展在本質上都會呈現出一個調動新舊文化因素並“融鑄之、貫通之”的演進過程，所謂“偏激”與否，其實就是調動和配製這些新舊因素的“度”的問題：我們的目的是既要激發新的生長活力，又要保持文化係統本身的適當穩定性。因為文化的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多種多樣的，而解決不同問題的方式也就有著很大的差異，所以這樣的“度”其實是大不一樣的，就是說，事實上並不存在著絕對不變的“度”，不存在“不偏不倚”的固定標準；雖然我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融會古今之精華、兼取中外之寶藏，但是，這種“融會”和“兼取”的具體對象、方式和數量又都得根據實際問題以及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來確定。在這個意義上，要在文化發展之初就明確得出一個恰到好處的度量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我們要討論的“偏激”與否的問題也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關於文化發展的“度”的問題最終還是隻能交由文化的實際發展結果來判斷。因此，魯迅在他的《文化偏至論》中一方麵認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另一方麵卻又承認：“蓋今所成就，無一不繩前時之遺跡，則文明必日有其遷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則文明亦不能無偏至”。“去其偏頗”和“不能無偏至”，這就是魯迅分別表述的對於文化發展的理論認識與實際體驗。
一“硬譯”和“咬文嚼字”事件
魯迅的《不懂的音譯》通篇談的是翻譯問題，從這篇文章起，翻譯，尤其是翻譯背後所折射的“複古”與“反複古”的對立成為魯迅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如前文談及魯迅譯介時所提到的，魯迅的翻譯態度是從意譯到直譯（“硬譯”）的過程。魯迅的“硬譯”遭到了梁實秋的批評和攻擊，引發了二者之間的“硬譯”和“咬文嚼字”問題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