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譯家。翻譯在魯迅的文學活動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翻譯事業伴隨著他文學生涯的全程，直至生命的終點。魯迅一生譯作頗豐，自1903年翻譯雨果的短篇小說《哀塵》開始，到1936年逝世前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為止，共翻譯了15個國家110位作家的244部（篇）作品，涉及小說、戲劇、童話、詩歌、散文詩、雜文、論文、文藝理論專集等多個類別。除翻譯實踐外，他還寫下了大量的“譯者附記”，對許多外國作家作品進行了深刻精辟的評論，並有不少探討翻譯問題的專文，提出了頗富爭議的學術見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翻譯取向和翻譯思想。
一、對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
魯迅最初的翻譯工作是從政治小說和科幻小說起步的。對於翻譯對象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受當時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棄醫從文之後，漸漸從“科學救國”轉向“文學啟蒙”，開始了更大範圍的外國文學的譯介工作。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魯迅說他年輕時並非想創作，而是注重翻譯和介紹，“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晶。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
作為一個翻澤家，魯迅的確擁有獨特的眼光。實際上，他最初接觸的外國文學還是以英、美、法、德諸國為多。他翻譯過法國的雨果、凡爾納，讚揚過英國的拜倫、雪萊，譯介過德國的海涅、尼采，也曾高度評價過但丁、莎士比亞、彌爾頓、盧梭、歌德、法朗士、蕭伯納、馬克·吐溫等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翻譯思想的逐步成熟，他在情感上漸漸和英美等大國的文學疏離了。從1909年的《域外小說集》開始，他逐漸將目光鎖定在俄國、東歐及巴爾幹半島小國家的文學上。魯迅特別偏愛那些能夠振奮國民精神，拯救民族命運的文人勇士。《摩羅詩力說》中他就表現出對波蘭詩人如“鼓吹複仇，希求解放”的密茨凱維支、詩中多“慘苦之音”的斯洛伐支奇、“念祖國之憂患”的克拉旬斯奇的欣賞。他喜歡過“叫喊與反抗”的另一位波蘭詩人顯克微支，讚揚過“敢於攻擊社會，敢於獨占多數”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並一生鍾愛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域外小說集》中，魯迅譯了三篇俄國小說；1922年周氏三兄弟合譯的《現代小說譯叢》中，由魯迅承譯的九篇小說中，則有保加利亞伐佐夫的《戰爭中的威爾珂》，芬蘭作家明那·亢德的《瘋姑娘》，亞勒吉阿的《父親在亞美利加》。1926年魯迅和朋友齊宗頤合譯荷蘭作家望·藹覃的童話作品《小約翰》，1929年和許廣平合譯匈牙利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的童話《小彼得》，還翻譯過羅馬尼亞作家薩多維亞努的《戀歌》。1934年，魯迅又翻譯了西班牙作家巴羅哈的小說和短劇。除此之外，他還翻譯捷克凱拉綏克的論文《近代捷克文學概觀》，並介紹過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
魯迅之所以逆近代以來所盛行的英、法、美等大國文學的譯介之風，大量選譯“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固然有避熱求冷、另辟蹊徑的考慮，但也蘊含著藝術本身及意識形態方麵的深意。可以說，魯迅選譯弱小民族文學，背後暗含著一種“翻譯政治”。他不希望英、法、美等國的強勢話語獨霸天下，使人們隻知道世界上有這些大國文學，卻不知還有波蘭和捷克等小國文學的存在。他期望通過自己獨特的翻譯選擇擺脫來自強勢文化的遮蔽，努力傳遞出弱勢民族的聲音。另外，在魯迅看來，中國和被壓迫民族之間“雖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經曆和境遇卻有相通之處，這些民族“都曾經走過苦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一一麵尋求著光明”。因此，他們的作品更能引起中國讀者的共鳴，從而更好地激發中華民族的反抗和覺醒。所以說，魯迅的這種翻譯選擇實質上傳遞出精英知識分子的民族憂慮和試圖啟蒙的內在訴求。
二、對俄蘇文學的譯介
在所有的域外文學中，魯迅最喜歡、最推崇的是俄國文學。1907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就開始表現出對俄國文學的重視。他介紹了詩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提及了果戈理的現實主義特色，還介紹了柯羅連科的《末光》。此後，魯迅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俄國文學翻譯工作。當然，魯迅對俄國文學的喜愛，也表現出不同於常人的文學眼光。他從未譯過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任何作品，卻特別鍾情於果戈理、安特萊夫、阿爾誌跋綏夫等作家。他翻譯了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和短篇小說《鼻子》。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個外國作家，能像果戈理那樣，引起魯迅如此強烈而持續的興趣。從《摩羅詩力說》中高度評價果戈理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肯定它有“真氣幫人”的巨大藝術力量，到逝世前還關注著《死魂靈》第二部譯稿的刊載情況，對果戈理的關注幾乎貫穿著魯迅全部文學生涯的始終。他說果戈理“幾乎可以說是俄國寫實派的開山祖師”，並且歎服他“偉大的寫實的本領”。他多次評價果戈理，對他“含淚的微笑”、“幾乎無事的悲劇”，以及“千錘百煉”的諷刺藝術都有很高評價。不過也對《死魂靈》第二部有所批評。認為果戈理的長處在於“諷刺他本身所屬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寫沒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創造他之所謂好人，就沒有生氣”。
在魯迅對俄國作家的譯介中，安特萊夫和阿爾誌跋綏夫的作品占有一個相當突出的位置。周作人曾回憶魯迅留日期間“深好安特萊夫”，在《域外小說集》所選譯的外國作家中，他“最喜歡的是安特萊夫”。《域外小說集》中，魯迅翻譯了安特萊夫的《謾》與《默》，並讚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1921年魯迅又翻譯了《黯澹的煙靄裏》和《書籍》。在譯文的附記中，魯迅較詳細地介紹了安特萊夫的生平，對他的作品也進行了深刻精辟的評論。認為安特萊夫的創作“含著嚴肅的現實性以及深刻和纖細，使象征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俄國作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麵世界與外麵表現之差，而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魯迅還翻譯過阿爾誌跋綏夫的《醫生》、《幸福》和《工人綏惠略夫》。魯迅詳細介紹過阿爾誌跋綏夫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指出他是一個“厭世主義的作家”，雖然沒有托爾斯泰和高爾基那樣偉大，然而是俄國新興文學的一個典型的代表作家。而其表現的深刻，算是“達了極致”。
契訶夫也是魯迅“頂喜歡的作者”，《壞孩子和別的奇聞》收入魯迅譯契訶夫短篇八個。在該書的前記中，魯迅肯定了契訶夫前期幽默小說的社會意義，並強調他後期的作品“漸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觀察也愈加深邃起來”。他還翻譯了迦爾洵的《四日》，說他為人“悲世至深”，為文“尤哀而傷”。此外，魯迅也很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注重他深刻的心理描寫。稱他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
在魯迅對俄蘇文學的翻譯中，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是他對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童話的翻譯。魯迅對童話的興趣可謂終身保有。在日本留學時期，他曾非常留意外國的創作童話或民間童話，並想介紹給中國讀者。辛亥革命後，一直非常關注童話、歌謠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21年起，魯迅先後翻譯了《愛羅先珂童話集》和愛羅先珂的童話劇《桃色的雲》。愛羅先珂“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不僅引發了魯迅的同情，也引起他深深的共鳴。魯迅認為愛羅先珂“為了非他族類的不幸者而歎息”，正表現出了俄國式的大曠野的精神。其作品所表現出的“美的感情與純樸的心”，正好暗合了魯迅對於“白心”的追求與向往。因此，當他掩卷之後，“深感謝人類中有這樣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與著作”，於是迫不及待地要介紹給中國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