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有批判魯迅“硬譯”的文章《論魯迅先生的“硬譯”》，魯迅則有長篇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作為回應。在翻譯上，梁實秋是主張“意譯”的，甚至寧“曲”（曲譯）不“死”（死譯），強調翻譯要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即中國化，這個“中國化”從潛意識層麵講其實有某種“古典化”的意味。梁實秋認為，所謂翻譯先要符合中國習慣（古典習慣）的“達”與“雅”，而“信”倒在其次。從大的思想層麵上來看，這種去“歐化”，從而也是去“現代化”的翻譯主張其實同梁的文化古典主義主張是合拍的，甚至其中還隱藏著以“古典矯治現代”的理路。這當然同魯迅的文化理路完全反對。魯迅所主張的“硬譯”是以西方的語言習慣與文法救治中國的語言習慣與文法，其實質是，以西方的文明救治已然潰爛不堪的中國古老文明，不是爛一點補一點，而是姑且全然原封不動地引進。這種做法的前途如何，是不知道的，但總之回到中國傳統的習慣是行不通的。對於魯迅的這種苦衷，梁實秋是不解的，因為他強調寧“曲”勿“死”的“意譯”，以期達成“古典矯治現代”的理路是有意為之的，是文化保守主義在洞明世界之大趨勢之後的一種現代性的文化選擇之路。然而其中的危險，魯迅早在1925年的“咬文嚼字”事件當中已經洞明，那就是，如果是有意的複古還是一件幸事，如若是千年腐爛文明“借屍還魂”就很可怕了。這種對於“陰魂不散”的恐懼一直存在於魯迅的思索當中，也成為他態度決絕的緣由。1925年元旦後不久，魯迅就接連寫了《咬文嚼字（一）》、《咬嚼之餘》、《咬嚼未始“乏味”》等文，同一個叫廖仲潛的人發生了關於翻譯問題的論爭。其實《咬文嚼字（一）》可以看做是《不懂的音譯》的續篇，文章強調在翻譯外國人的人名的時候是不需要按照中國的習慣來翻譯的，譬如將高爾基翻譯成姓“高”，將劉易斯翻譯成姓“劉”，再譬如“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字頭，女旁，絲旁”。這些在魯迅看來並非是翻譯中字的運用的小問題，而是文化取舍的大問題：是原封不動地借鑒外來文化，還是外來文化一來就用中國的這口“大醬缸”給“醬”一“醬”的問題。很顯然，在魯迅看來，“醬”一“醬”就是古老鬼魂的“陰魂不散”，必須去掉。
三、“青年必讀書”事件
1925年1月，《晨報·副刊》刊出啟事，征求“青年愛讀書”與“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魯迅的答卷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段話常常被用來作為魯迅激烈“反傳統”的證據，魯迅此語在當時社會上引起廣泛的爭議乃至謾罵，直至今天也常常飽受非議，這就是所謂的“青年必讀書”事件。
事實上，我們有必要對魯迅說這段話的語境和整體思路做一個總的考察，之後才能夠更加準確地洞悉“青年必讀書”事件的本質。《晨報·副刊》的應征信發出後，收到了不少答複，當時很多人開列的書目多為文史古籍，如梁啟超、胡適、馬幼漁等即是如此。之所以出現如此眾多的名流隆重推介中國古書，和當時的“整理國故”思潮有很大關係，“國學”一度顯得很熱門，如魯迅後來所說的，“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而對於堅守啟蒙思想，堅持改造國民精神的魯迅來說，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顯然無法提供這樣的精神資源，更不應該成為未來希望的中國青年的行動指南。魯迅曾寫道：“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很顯然，魯迅判斷是否該讀那種書的依據不是書本本身，而是看它是否有助於現代的人生。魯迅的少讀、不讀中國書的後麵，還有這麼一段解釋：“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魯迅一再強調的是“行”、“活人”的意義和價值。
思考題：
魯迅提倡“少讀中國書或不讀中國書”是否偏激？請談談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