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左聯”自行宣布解散。從其後魯迅的兩封信件中可以看出魯迅失望的心情和不屈的態度：
1936年4月24日致何家槐信拒絕加入“文藝家協會”：“我曾經加入過集團，雖然現在竟不知道這集團是否還在，也不能看見最末的《文學生活》。但自覺於公事並無益處。這回範圍更大，事業也更大，實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簽名並不難，但掛名卻無聊之至，所以我決定不加入。”
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信：“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這並不很小的關係，我確是一無所聞……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其次，在民族危機中，魯迅一直堅持自我主體性。不管是外國的侵略者，還是中國的獨裁者，抑或是左翼黨團內部所形成的新專製主義傾向，隻要是對人造成了壓製，魯迅都堅決反對。
即使到了在民族危機更加緊迫的1936年，在民族情緒和“國防”意識高漲的時刻，魯迅仍然留下了清醒的語句：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這是收在1936年10月發表的《半夏小集》中的一組文章，幾天之後魯迅離開了人世，這些文章連同那句著名的遺言：“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是臨終前的魯迅對於左翼戰友以及後來人最沉痛的告誡。
三、“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出爐
1936年4月25日左右，參加過長征的馮雪峰回到上海。作為黨派到上海的中央特派員，他的主要工作是設立電台，建立上海和陝北中央之間的聯係，並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文藝界的事對這位中央特派員來說，隻不過是細枝末節，用馮雪峰自己的話來說是“附帶管一管”。可就是這“附帶管一管”的事情，讓馮雪峰費心力最大，但事與願違，因為馮雪峰的介入，上海文藝界掀起了更大的波瀾。
馮雪峰回到上海後，通過與魯迅的聯係，部分感受到了魯迅對當時“左聯”領導人的意見：“第一，當時上海文藝界的一些糾紛，尤其革命的文學工作者中間的某些不團結的現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由於沒有人對他正確地解釋過，最初他確實是懷疑的；加以‘左聯’的解散也不曾經過很好的討論，到那時候他的感情還扭轉不過來。”出於維護魯迅和黨的長遠事業的需要，馮雪峰做了一係列的努力和嚐試，他為此建議提出一個新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當“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率先被胡風拋出後，一場大的論爭正式爆發，這就是現代文學史最著名的“兩個口號”之爭。
四、“兩個口號”論爭的實質
“兩個口號”論爭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是宗派之爭還是人際誤會？我們覺得都不完全是，滲透在其中的意義需要通過魯迅的獨特態度來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