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直到去世前，他還不得不遭遇連續不斷的糾纏與包圍，依然在同中國的“非人間的黑暗”作鬥爭，漫無邊際的文網，此起彼伏的論戰，這似乎就是魯迅的人生。“兩個口號”之爭，是魯迅生命的最後的糾纏，這“兩個口號”分別是“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一、“國防文學”的提出
早在1934年10月，周揚就首次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出於對蘇聯文學的熟悉和了解，他移植了蘇聯“海陸軍文學同盟”所提出的“Literature of Defense”。比對蘇聯文藝界情形，周揚對於中國文學創作現狀提出了批評，並呼籲中國“國防文學”的出現。1935年秋，和黨失去了聯係的周揚他們曲折地得到了黨的一些指示，在《國際通訊》和《救國時報》上看到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相關文件的精神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成立“國防政府”的主張。與此同時，周揚收到了由魯迅轉交的“左聯”駐蘇聯代表蕭三的來信，來信指示在“組織方麵”取消“左聯”，“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響應“政治上的口號、策略”，“作文學運動的至少是要追隨它，符合它”。根據周揚和夏衍等人後來的回憶，對《八一宣言》，他們首先在文化界黨團內部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討論和傳達，學習領會黨的新政策、新精神；接著對於蕭三信的“指示”由“文委”（文化工作委員會）討論後，再傳遞到“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下的各左翼組織的黨員之間。經過長時間的對於《八一宣言》和蕭三信的傳達和討論後，左翼文化界內部思想逐步統一，就文化界很多問題作出了共同決議：解散包括“左聯”在內的“文總”下各左翼組織，在文學上重提“國防文學”口號等。由此可見，這時的“國防文學”已經不單單是個人喜好問題，也不僅僅是文學上的問題，它是由上海文化界的黨組織通過的一項文學政策和決議。“國防文學”恰好符合“國防政府”的提法，也與蕭三的信中的精神相符。在“文委”碰頭時，周揚向夏衍征求意見說：“現在我們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聯合戰線，文藝方麵也要有一個相應的可以團結多數人的口號。所以我們打算根據《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夏衍在得知“文委”的章漢夫、胡喬木都同意後，他自己也表示認可，並自告奮勇向他負責的戲劇、電影界傳達。就這樣，在黨組織層層傳達下，不僅是文化界的黨員，還包括一些圍繞在黨周圍的左翼文人，都積極擁護新政策、新口號，大量讚成“國防文學”的文章頻頻見諸報刊，一時間，“國防文學”成為一個文學熱點。
二、魯迅對當時文學形勢的基本態度
首先，在“左聯”解散的問題上，魯迅與當時的領導人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繼而影響到魯迅對周揚等人成立的新組織（“文藝家協會”）的不信任。
周揚等決定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解散左聯，代之以新的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並研究決定讓茅盾去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表示反對，茅盾回憶道：“魯迅對蕭三的信取看一看再說的態度，他對於把原來的敵人拉來做朋友表示懷疑，對於解散‘左聯’也不表讚同。”魯迅認為“‘左聯’是左翼作家的一麵旗幟，旗一倒，等於是向敵人宣布我們失敗了。”魯迅雖然對“左聯”的領導人有諸多不滿，自己實際上已經和他們很疏遠了，但心底裏還是很珍視這個戰鬥團體，不願其輕率解散。而且，以魯迅一貫的性格，是不主張與先前的敵人輕率談和的。由於魯迅態度堅決，“左聯”又派當時的書記徐懋庸再行說服。徐懋庸回憶說，當魯迅聽到“左聯”常委的決議後才不再堅持，他說：“既然大家主張解散，我也沒意見了。”但魯迅提出解散時發表一個正式宣言。後來知道並未發表解散宣言，魯迅“臉色一沉，一言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