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清廷為旗人的生計著想，有意將東北地區的大片荒地作為旗人的預備資源，不許漢人墾殖。清廷問鼎中原之後，大量旗人入關，關外旗人也為數不少。隨著時間的推移，旗人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加上大都不善營生，生計問題變得逐漸嚴重起來。清廷雖對旗人予以多方麵的照顧，但這一社會問題使其越來越不堪重負。為了減輕負擔，使旗人能夠自食其力，清廷將注意力集中於關東大地的良田沃土，認為讓旗人墾荒耕種關外荒地，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之一。由於旗人於農事不甚精通，故其多將土地交給漢人佃種，清廷對此雖無可奈何，但仍盡其可能加以限製。乾隆五年（1740年），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請漢人中從事“商賈工匠”等業者，不得“侵占旗人地畝”，還建議“旗人地畝，不許全雇民人耕種取租，必須三時力作，相率務農”，乾隆帝批示“如所請”。（注：《清國史》（嘉業堂抄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20頁。）十年（1745年），“大學士等議準，黑龍江呼蘭地方應留為在京旗人墾種，其佛忒喜蘇蘇地方（注：即巴彥蘇蘇，今黑龍江省巴彥縣。）距黑龍江旗人地方尚不甚遠，以之移住屯墾，方足資生”。（注：《清國史》（嘉業堂抄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39頁。）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就奉天為流民私墾地畝加重賦稅之事發布諭旨時聲稱，“流民私墾地畝，於該處滿洲生計大有妨礙，是以照內地賦則酌增，以杜流民私種之弊”，並進一步指出“撤出地畝並可令滿洲耕稼”，如此則“於旗人生計有益”。（注：長順修，李桂林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誌》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09頁。）嘉慶帝即位之後，由於旗人生計問題的壓力日重，對此問題更為重視。嘉慶十七年（1812年），嘉慶帝試圖實行移居京師旗人於吉林的墾殖計劃，為此傳諭吉林將軍，將“自柳條邊外至采參山場，其間道裏共有若幹，可將采參場界址移近若幹裏，自此以外所有閑曠之地悉數開墾，計可分贍旗人若幹戶”的情況奏報裁奪。（注：薩英額撰：《吉林外紀》第10卷，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漸西村社刻本，第2頁。）但此項計劃執行之後，旗人耕作不力的老毛病不改。兩年之後，吉林將軍富俊為此上奏：“新移京旗蘇拉往往不能耕作，始而雇覓流民代為力田，久之多為民有，殊失我皇上愛育旗人之至意。”（注：長順修，李桂林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誌》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頁。）嘉慶帝對此大為氣惱，命令富俊等人妥為辦理，務必使移住京旗“不致雇覓流民代耕，啟田為民占之弊”，並警告“若仍令雇民代墾，或將地畝私行租佃，久之悉為流民占據，將來移住旗人時無地可耕，則該將軍等辦理不善，咎有悠歸，斷不寬恕”。（注：長順修，李桂林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誌》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42頁。）由此可見，嘉慶帝並非無視大量良田沃土存在的事實，也著手製定墾殖計劃，但招墾對象卻是不擅稼穡的旗人，對於漢人出關墾殖還是竭力予以限製，甚至連租種旗人田地糊口謀生亦不許可。道光帝也是如此，當其聽說漢人在雙城堡（注：今黑龍江省雙城市。）一帶“間有在封堆內攜帶家眷者”，馬上諭令富俊“即行出示嚴禁，以杜民占旗產之漸”。（注：長順修，李桂林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誌》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頁。）此外他又諭令：“伯都訥圍場現在封禁，設立封堆四十一個，委無民人在內私行開墾之處，著富俊隨時查察，嚴禁私墾，無得日久疏懈，致滋流弊。”（注：長順修，李桂林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誌》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553頁。）所有這一切都是出於以下的考慮：“吉林乃我朝根本之地，前既移駐京旗，此後生齒日繁，更將續議移駐，故吉林每逢開地，必宜籌計京旗地步。”（注：長順修，李桂林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誌》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16頁。）這說明在朝廷看來，東北地區的豐富土地資源，旗人有獨占權，漢人對此不得染指。
第三，滿洲貴族為一己之私利，將大片良田沃壤封禁，作為進貢人參、貂皮、珍珠之貢場，不準從事農耕。東北地區盛產人參、貂皮和珍珠等特產，為了對這些特產加以壟斷，清廷除允許持有“參票”的攬頭召集刨夫采集人參供自己享用外，嚴禁流民私采，封禁極為嚴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吉林等處曾拿獲私采人參人犯，乾隆帝立即命令“於產參山場通衢要隘及山谿僻處，嚴行搜緝”，他還對封禁不嚴加以申斥，認為“近年封場停采，原期護養參苗，令其滋長，今吉林等處拿獲私挖人犯至百餘名之多，是有封閉之名而無其實”。（注：席裕福、沈師徐編：《皇朝政典類纂》第91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總218頁。）封禁之目的是為了滿足皇室對這些名貴特產的無度需求，甚至某些貢場資源已經枯竭，但仍然不準開禁。例如，黑龍江呼蘭城附近地方“為采參捕珠之地，歲遣官兵巡查，以防奸民侵盜。自呼蘭城東七十裏之綽羅河河口起，向北至弩敏河口止，立四封堆，酌設哨道，以分內外。哨道以內為封禁官荒，不準開墾；哨道以外為公中閑荒，向準旗丁耕種，而禁民戶入界私墾”。（注：萬福麟修，張伯英等纂：《黑龍江誌稿》第8卷，北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鉛印本，第10—11頁。）然而在事實上，此處已無貢場之實。因為在鹹豐十年（1860年），署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在奏折中指出了當地的實際情況：“呼蘭所屬蒙古爾山閑荒九段一百二十餘萬晌堪可試墾，向因參珠封禁，棄為荒原。惟自乾隆五十九年試采一次，稍見參苗，不堪進貢，久經停采。其布雅密、綽羅等河水勢不深，自嘉慶二十二年試捕一次，亦未得珠，旋已停捕。”（注：萬福麟修，張伯英等纂：《黑龍江誌稿》第8卷，北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鉛印本，第12頁。）可見從乾、嘉年間起，此地區已明明不堪作為貢場，但直至鹹豐末年，卻仍處於封禁的狀態之中，致使大片土地長期拋荒，殊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