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清廷長期奉行封禁東北的政策，導致那裏人煙稀少、人與地嚴重脫節，與沙俄接壤的沿邊地帶更是如此，終於使沙俄有機可乘，得以對中國東北邊疆地區進行大肆侵吞。
沙俄侵華始於17世紀40年代，很快遭受挫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兩國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從法律上肯定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以及烏蘇裏江以東至海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但沙俄領土擴張的野心不改。19世紀40年代，沙俄經過探測得知經黑龍江航行可以直通大海，一直急於在遠東地區尋找出海口的沙俄意識到，“隻要控製了阿穆爾河口（注：即黑龍江。）和該河的航行權，就能使人口日益稠密，工農業日漸昌盛的西伯利亞永遠成為控製該地區的國家的藩屬和納貢者”，（注：巴爾蘇科夫編著：《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傳記資料）》第1卷，見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6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9頁。）於是更加迫不及待地要對黑龍江和烏蘇裏江一帶的中國領土加以占領。
一、俄國對黑龍江北岸的武裝移民和占領
沙俄在采取正式行動之前，首先對黑龍江和烏蘇裏江流域進行了偵察，結果發現當地人煙稀少，即使有少數居民也居無定所，“始知中國一無經營，如入無主之地”。（注：董鴻禕著：《中俄交涉史》，第1頁，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25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於是它所製定的侵略策略就是首先實施武裝移民，以填補這一真空地帶。俄國鼓吹侵華的急先鋒涅維爾斯科依就認為在正式實施占領之前，“必須在阿穆爾河和烏蘇裏江沿岸布滿軍人村屯（鎮），以此，如我所說，在事實上向中國指出：俄國從來就認為這一地區是屬於它自己的”。（注：涅維爾斯科依著，郝建恒、高文風譯：《俄國海軍軍官在俄國遠東的功勳（1849—1855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355頁。）俄國人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鹹豐五年（1855年）十月，據吉林將軍景淳奏報，俄國在闊吞屯一帶“廣蓋房間，占據俄羅斯多人”，（注：郭廷以主編：《四國新檔》（俄國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印行，第161頁。）闊吞屯位於黑龍江下遊，俄國在完成武裝移民、造成占領的既成事實之後更名為馬林斯克，它與一同被俄國占領的奇咭都是赫哲、費雅哈等少數民族活動之處，沒有定居的漢人。鹹豐六年（1856年）十二月，奕山等奏報：“俄夷現在江岸各處占據過冬。”（注：郭廷以主編：《四國新檔》（俄國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印行，第221頁。）鹹豐七年（1857年）七月，奕山等又奏報，俄國在黑河口北岸“霍爾托庫留居俄人”，並且“丈量地基”，開始“蓋房”。（注：郭廷以主編：《四國新檔》（俄國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印行，第268頁。）同時，黑龍江副都統又報稱，於閏五月發現“有夷人五十餘名，駕火輪船由江麵回行，阻止未肯停留，該夷在海蘭泡（注：被俄國占領之後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一帶蓋房，已有五十四所。迨十四日，有夷官五名，帶人駕火輪船並大小船隻駛至黑龍江傍岸，詢據該夷述稱，押帶人船糧械駛至布哩等處建房”。同年八月，奕山等又一次奏報，“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烏蘇裏口巡防佐領報稱，俄夷前在鬆花江（注：此處之鬆花江實際上是指鬆花江江口以下的黑龍江，也就是黑龍江和鬆花江交會之後的黑龍江下遊，清廷習慣上以鬆花江為主流而以黑龍江為支流，故將鬆花江江口以下的黑龍江稱為鬆花江。據陳芳芝著：《東北史探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注2：“清朝政府，與前朝及今日中國不同，以鬆花江為主幹而黑龍江為其支流。對滿洲人，鬆花江為祖先發祥聖地，故將現在黑龍江與鬆花江交彙處以迄海口，視為‘鬆花江下遊’。此一滿洲習慣，在涉及俄羅斯事務之所有《夷務始末》各卷文件中均有明確顯示。”另可參見佟冬主編：《沙俄與東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78頁。）右岸圖勒密地方起造窩棚，茲複在該處添房一所，內存雜貨，門前挖壕一道。夷人駕船由上遊至烏蘇裏口右岸，蓋房一所。”（注：郭廷以主編：《四國新檔》（俄國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印行，第296頁，第297頁。）又有“夷人男婦駕船載糧，駛至庫爾托庫偏西地方，以柳條壘作房牆”。與此同時，“該夷複於左岸精奇哩附近，開地八段，約計五十餘晌。據夷官聲稱，伊國來人既多，因無菜蔬食用，故自行墾種。”以上所有的奏報，皆詳細說明了沙俄的武裝移民情況。鹹豐帝覽奏後意識到俄國之目的在“圖占地方，欲謀久住，已屬顯然”，並諭令奕山“告以中國和該國和好有年，不應擅自蓋房占地”。鹹豐帝的判斷自然不錯，不過這一切全是由封禁政策而引起的，奕山於鹹豐七年（1857年）九月的奏折中就指出了當時中俄邊界的形勢“黑龍江上自格爾必齊河起，至霍爾托庫止，向有旗戶分駐三十餘屯，田園幾無”，而“精奇哩等處，為布特哈、鄂倫春打牲遊牧之地，向無構舍墾田；鬆花江（注：指黑龍江下遊。）兩岸，住居赫哲、齊勒爾、費雅哈等，素以打牲捕魚為業”。（注：郭廷以主編：《四國新檔》（俄國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印行，第311頁。）可見，在以上廣闊的地區內，確實人煙稀少，漢人罕至，農耕生產幾乎沒有。清廷禁止漢人移民至此從事農耕，如今俄國人卻在這一帶到處蓋房、定居和墾殖，此乃封禁政策之惡果所使然。
西方學者對俄國在正式占領黑龍江北岸之前的大肆武裝移民之舉，也有相關記載。英國人拉文斯坦曾指出，“1855年，俄國方麵的活動相當頻繁”，在這一年，“共計有三千名士兵和五百名移民，連同牛、馬、糧食、農具和軍用物資經黑龍江運往下遊地區”。（注：拉文斯坦著，陳霞飛譯，陳澤憲校：《俄國人在黑龍江》，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03頁。）俄國人對他們的舉動也毫不隱諱。1856年10月，俄國政府在審議了對黑龍江流域執行占領計劃的具體實施者、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關於向黑龍江流域實行武裝移民的提案之後，決定“從外貝加爾哥薩克軍抽調男女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遷移到阿穆爾河左岸去”。（注：瓦西裏耶夫著，北京師院外語係俄語專業師生合譯：《外貝加爾的哥薩克（史綱）》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41頁。）這項移民計劃出台之後，立即開始實行，1857年春，沙俄“一共向阿穆爾運送了三百八十四戶”。（注：卡巴諾夫著，薑延祚譯：《黑龍江問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4頁。）到1857年年末，“阿穆爾河左岸（從其始點到興安嶺），已有俄國居民三千人左右”，並有“兩個小哨所（鬆花江（注：指黑龍江下遊。）口及烏蘇裏江口各一個）將阿穆爾河左岸‘連成一線’，並同俄國人於1855—1856年占據的阿穆爾下遊各地連接在一起”。（注：卡巴諾夫著，薑延祚譯：《黑龍江問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頁。）經過移民滲透之後，“阿穆爾就變成一條俄國的河了。現在這條河上遊下遊可以往來通行。河的沿岸，在還被認為是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個的俄國村莊、糧食和國家物資倉庫。”（注：巴爾蘇科夫編著，黑龍江大學外語係、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譯：《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傳記資料）》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436頁。）俄國人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他們不打自招地承認，這樣就會迫使中國“承認哥薩克屯駐阿穆爾的既成事實”，並得意地認為“此目的已順利達到。中國人在著手進行邊界談判時，就會麵對哥薩克已屯駐阿穆爾的事實”，同時還十分自信地認為，“這些事實在政治上將被確認，問題被認為是解決了”。（注：瓦西裏耶夫著，北京師院外語係俄語專業師生合譯：《外貝加爾的哥薩克（史綱）》第3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41頁。）俄國人為什麼會如此自信？無非是因為清廷治邊策略的失誤給了他們天賜良機。果然，正如瓦西裏耶夫所說的那樣，鹹豐八年（1858年）《璦琿條約》的簽訂使俄國武裝移民、強行占領黑龍江北岸的既成事實，在法律上得到了“合法化”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