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奉天地區移民實邊政策之推行
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麵對東北外患加劇的事實，決定將以前的局部開禁變為全麵開放。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清政府發布上諭：“東三省為根本重地，山林川澤之利，當留有餘地以養民，是以雖有閑荒，尚多封禁。今強鄰逼處，軍食空虛，揆度時宜，不得不以墾辟為籌邊之策。”（注：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373卷，光緒二十一年七月，《清實錄》總5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81頁。）有了官方全麵開禁的正式認可，東北地區移民實邊得以順利開展。其中奉天地區之招民放荒，大致可以分為官荒以及蒙荒，（注：奉天、吉林與黑龍江各自管轄的蒙地之開放情況將集中加以探討，不分省進行說明。）在新放荒地的同時，還對以前所放之荒地實行清丈。
（一）丈放圍場荒地
官荒主要包括圍場、牧場以及其他各種名目的官地。奉天圍場分為鮮圍場和大圍場兩種。其中鮮圍場在光緒五年（1879年）就已經開放，但大圍場仍在封禁之列。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請開放大圍場荒地，認為甲午戰爭之後時事維艱，“非招民墾荒不可”，而奉天“大圍場及鮮圍場凡一百零五圍”，鮮圍場之二十圍“經前將軍岐元奏請辟地設官，附場始令墾荒納賦，蓋所謂一百零五圍者已開二十圍”，共計放荒“一百二萬餘畝，安插流民一萬三千餘戶，收押荒東錢一百二萬餘吊，歲征正額耗羨三萬餘兩”，可見，鮮圍場之二十圍開禁以後，已經收到了既可安插流民、又可增加財政收入的雙重效果。依克唐阿據此推算，所剩大圍場“八十五圍之地若招民墾荒，約可開田五百餘萬畝，目前押荒約可收東錢五百餘萬吊，升科之後歲可收賦十餘萬兩，此誠裕餉之大宗，且安插流民，其數亦較前可增五倍，以五萬戶計之，無論旗民生計借以少充”，成效會更為可觀。（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56—657頁。）清政府命戶部就此事議奏。次年（1896年）正月，戶部認為：“奉天大圍場仿照開墾鮮圍場成案，一律招民開墾。惟此八十五圍、數百萬畝之地，非一時所能全墾；其數萬戶之民，亦非一時所能全招。擬請先將西近海龍城一帶之大圍場招民開墾，以四十五圍（注：即大圍場中的西流水圍荒。）為限；其餘四十圍（注：即大圍場中的東流水圍荒。）應依舊封禁，以備將來舉行冬圍，規複舊製。”（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72頁。）依克唐阿於二月接到戶部谘文後，建議由盛京戶部侍郎良弼查勘丈放西流水圍荒之四十五圍，得到清政府的許可。（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73頁。）
同年十月，良弼奏報丈放過程。良弼及其他勘丈人員進入圍場之後，“擇於圍內適中之區，南北分設二局，相對丈量，兼收荒價”。西流水圍荒“縱橫數百裏，其中山多地狹，核與前開鮮圍之地勢大相徑庭，圍之南半山河約占八成，圍之北半山河約占七成，除偏坡陡崖與低窪沮洳之區不堪耕種外，其平坦之地殊屬無多”，在這種情況下，截止良弼奏報之時，“共丈得毛荒四萬餘畝，俟值大雪彌漫，即行停丈”，準備“明春接續辦理”；對於“報領荒田各戶”，也預備於“明春掣簽坐落，指撥認領”。（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44—145頁。）但良弼辦理西流水圍荒，“未竣事而去任，接辦者為繼任侍郎鍾靈，亦未放竣”。（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二人之所以接連去職，皆因辦理不善而遭彈劾，西流水圍荒墾務弊端重重，急需整頓，“良弼辦理西流水墾務，溢放多圍，希冀重利”；其屬下“經辦大小各員”，亦“均各舞弊”，出現了“各委員均有保留地段，既將東流水溢占多圍，丈放毫無就緒，奏報亦複不實”等諸多弊端。（注：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462卷，光緒二十六年四月，《清實錄》總5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5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墾務大臣廷傑接辦此事。第二年春天，廷傑鑒於“俄日失和，奉天當戰地之衝，交涉繁難，萬分棘手”，恐西流水圍荒墾務“日久延擱，轉致別生枝節”，（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51頁。）於是決定加緊清理。同年九月，盛京將軍增祺、廷傑奏報西流水圍荒墾務情況：“西流四十五圍內，除不堪耕種山荒照章留作劁采牧養外，共得正段山場、城鎮基、草甸等項地二百九十八萬五千餘畝，核與開辦之初約計之數，尚屬有贏無絀。”（注：廷傑認為：“前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請弛禁圍場一折內稱，八十五圍約可開田五百餘萬畝，蓋兼指東西流水而言，戶部議奏折內亦稱以全圍可開田五百餘萬畝，論之其畝數亦當過半，則專指西流水而言”，現在西流水圍荒共丈放二百九十八萬五千餘畝，因此是“有贏無絀。”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96頁。）至於荒價及其他經費，約征收“銀一百萬兩有奇”。（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96頁。）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經重新清丈，西流水圍荒“出放生熟各地三百零二萬二千餘畝，城鎮基九千七百餘畝，收價至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分隸西豐、西安（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以大圍場西流水墾地之淘鹿地方設置西豐縣，析海龍廳屬之大圍場西流水墾地設置西安縣，原治老虎嘴子，二十九年（1903年）移治大興鎮。均隸屬於同年升為府治之海龍府。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0頁。西豐縣即今遼寧省西豐縣，西安縣為今吉林省遼源市一帶。）兩縣經征”，（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進行管理。
繼大圍場中西流水圍荒開始丈放，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清政府鑒於“金州、旅順等處現已劃歸俄人，所有租界旗民亟宜別籌安插，奉天圍場除奏準開墾外，尚有四十餘圍留作禁山，其地足敷分撥”的實際情況，諭令依克唐阿將東流水圍荒剩餘四十圍開放之事“體察情形，奏明辦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06頁；《諭折彙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8冊（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份），第2032頁。）依克唐阿奉旨後“當即派員前往確勘，未經複奏，因病出缺，嗣護理將軍文興等以遷戶已來，擬先從東流水西頭挨段丈放”，開始籌辦此事。（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06頁。）次年增祺任盛京將軍之後，金州租界居民願意遷至東流水圍荒墾荒者，“已不下四十三萬餘口，此外又有島民二千餘戶，自去歲以來，其來省呈請安插者即絡繹不絕”。（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07.）清政府鑒以“東流水圍荒現在安插旗民，事體繁重”，諭令由署理金州副都統晉昌將此項事宜認真辦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18頁。）晉昌受命辦理東流水圍荒墾務後，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的奏折中認為，此次放荒是為安插俄國租借地的難民，事關重大，而鄰近地區“冒充金籍、希冀報領者”本已不少，何況“東流圍荒本大圍垓心之地，土脈鬆厚”，條件極為優越，並且“此次安插金民，不收荒價”，（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19頁。）因此難免會引起一些唯利是圖之人的貪婪之心。為了盡可能收到安插俄國租借地難民之目的，晉昌與增祺商議後，“擬於省垣設總局一處，選派旗民數員，酌定章程，一麵遴員前往金州，確查冊報戶口，以清勘放之根”。同時，晉昌計劃“擇日親赴圍荒查勘地勢，相可建城之地設立行局，複擬於南北扼要、堪立重鎮之處設二分局，清丈局則四路分設。一俟金州複查確實，計所有之戶，合現有之荒，按戶均分，據冊編號，按號放領，於計口授田之時隱寓以軌裏連鄉之意，使小民此時無向隅之歎，即異日邊陲收保障之功”，在放荒的同時考慮實邊的效果，這是非常正確的。（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20頁。）東流水圍荒開始丈放之後不久，俄國趁八國聯軍侵華之機占據了東北地區，荒務因而被迫中止，戰事平定以後才得以繼續開辦。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增祺指出兵災過後，難民流離失所者到處皆有，因此東流水圍荒的招墾對象應不僅局限於俄國租借地的難民，“無論金州及何處旗民，均準承領”。（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九月，東流水荒務“一律丈放完竣”，共丈放荒地“一百一十六萬七千二百七十畝”，此外丈放“城基地二千一百四十八畝四分，鎮基地三百一十二畝五分”，征收地價“庫平銀一百四十五萬一千零二十九兩，經費庫平銀二十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四兩三錢五分”。（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6頁。）為了便於就地經征，清政府在東流水圍場墾地設置東平縣加以管理。（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析海龍府之東圍場墾地置東平縣，治大度川，隸屬於海龍府。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0頁。今為吉林省東豐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年底，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指出東流水圍荒“近來私墾各戶互相競爭，狡黠者肆意侵吞，良懦者甘受欺壓，紛紜聚訟，糾葛滋多”，強調“丈放荒地本為招徠農民，使之安業，若經界不正，隱匿侵漁，互相控告，殊非整理農政之道”，奏請重新清丈。（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164頁；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奉天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53頁。）到宣統三年（1911年），該處陸續“丈出浮多地二百萬畝有奇”。（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奉天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046頁。）（二）丈放牧場
除圍場之外，奉天所剩牧場也在開放之列。大淩河東岸馬場荒地在同治年間就已經開放，但西岸馬場荒地仍被封禁。“甲午以後，馬群傷夷殆盡，地多占墾，名存實去，積弊日深”。（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俄國以武力踐踏東北地區後，奉天滿目瘡痍，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發布上諭，“奉省兵災之後，用項紛繁，奏請協撥，緩不濟急，錦州大淩河牧場一律招墾，可得銀數十萬兩，於目前急需不無裨益”，宣布將大淩河西岸馬場開禁招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49頁；《諭折彙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冊（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6—777頁。）盛京將軍增祺奉旨後，“遴委花翎候選知府李淦為總辦，帶同各員役前往設局丈放，察勘土地肥瘠，分別酌定荒價”。（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49頁；《諭折彙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冊（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7頁。）李淦察勘後報稱：“大淩河牧場地段，東西斜長約六七十裏，南北約二三十裏不等，其中膏腴沃壤固多，而濱海城灘及磽確之地亦複不少。茲既一律丈放，自非量地之高下，定價之等差，不足以昭公允。現將該場平地分為四等，山荒另分為三等，其附近牧場私自展墾之地均令從實報出，複加勘丈。”（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49頁；《諭折彙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冊（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7—778頁。）次年十月，增祺奏報“大淩河牧場現已一律丈放完竣”，總共丈放牧地約五十萬九千四百九十畝，核收荒價庫平銀約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79輯（財政·地租房租），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724頁。）至此，繼大淩河東岸馬場開放後，西岸馬場也終於招民開墾。
養息牧牧場（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哲裏木盟科爾沁左翼前旗獻其西境為三陵（即永陵、福陵與昭陵）牧養地，稱養息牧牧場。見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蒙務·蒙旗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599頁。）早在嘉慶九年（1804年），就經將軍富俊查出有私墾地畝，並奏明：“因蒙古等生齒日繁，並無錢糧，彼時原有蒙古三千五百三十名口，於遊牧無礙處所，共給養贍地一萬四千六百晌，永遠遵為定額，嗣後不準多開一畝”。（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60頁。）之後在嘉慶十八年（1813年），該牧場又“經盛京將軍奏開膏腴，賜恤錦、寧、廣、義（注：錦即錦州府；寧即寧遠州，今遼寧省興城市；廣即廣寧縣，今遼寧省北鎮縣；義即義州，今遼寧省義縣。）等邑旗丁，名曰試墾界”。（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9頁。）可見，養息牧牧場雖然在嘉慶年間就有墾地，但那是為適應當地情況而製定的權宜之計，並且限製頗嚴，數量也很有限，實際上仍處於封禁狀態之中。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依克唐阿在奏折中指出，養息牧牧場所放養專供三陵祭祀所用之牛羊，“係分群牧養，並不千百成群，自無須寬長百餘裏之牧區，致成曠土，計有地二百餘萬畝，除不堪耕種及應酌留場段以資牧放外，其餘可墾荒地約一百六七十萬畝，擬請一律報開，於經費不無小補，於牧養尤無妨礙”。（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26頁。）養息牧牧場於是在第二年開始“開禁招墾”，丈放荒地“共分八圍：食毛踐土，蹈德詠仁”。但丈放之後不久，蒙古牧丁紛紛呈訴，“盛京養息牧地麵開荒，有礙牧丁生計，並恐有誤三陵祭品”，（注：世續等編：《德宗實錄》第413卷，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清實錄》總5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02頁。）因此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停止丈放。據當年十一月依克唐阿奏報，“通共放出升科生熟地六十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四畝一分”，征收正款庫平銀約十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六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79輯（財政·地租房租），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21頁。）這批荒地出放後，清政府在當地設置彰武縣（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養息牧牧場地置彰武縣，縣治在彰武台邊門之北，土名橫道子。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4—45頁。彰武縣即今遼寧省彰武縣。）進行管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開始對彰武縣境內嘉慶年間及新近丈放之墾地，全部實行清丈。由盛京將軍趙爾巽“派員將縣境各項地畝一律清丈，其從前已交地價者，按畝撥留，其未經放出各地，一體收價丈放，光緒三十二年三月設局開辦，丈出生熟各地計共二百六十三萬七千餘畝”。（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9頁。）
大淩河東岸牧場即盤蛇驛牧場在光緒末年也得到清理丈放。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增祺在奏折中指出，該牧場曾在“同治初年經錦州副都統恩合奏請丈放招墾，征收租賦，其地原估百萬畝，當時各領戶報領五十餘萬畝，嗣因濱海各地連年被水淹浸，墾戶以不保租賦，紛紛退銷，迄今共實剩升科地二十一萬餘畝”，目前“該地日見涸複”，於是“墾戶亦漸複集，率多私相展占，其納租賦者寥寥無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9頁。）增祺認為“當此時局，自以清厘招墾為目前切要之圖，若任令荒蕪，聽民輾轉侵軼，則奸宄潛匿，外人覬覦，在在均屬可慮”，（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9—610頁。）建議對已經開墾之地“派員普律繩丈，逐戶清查，凡現在交納官租之地仍歸原戶管業，換給新照，一概不事苛求，其有展占浮多及私自開墾成熟者，俱令遵照新章，分別按畝補交地價，發給大照，以後照章升科，作為永業”，對於剩餘荒地，則“按地之高下以定價之等差，一律招戶認領，緩限升科，如此則原墾各戶既不致頓失生計，流民亦可借資安插”，從而收到“野無曠土，農有餘粟”之效果。（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10頁。）增祺之建議得到清政府的批準。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增祺奏報清丈情況，稱盤蛇驛牧場“除已經承種納租地二十餘萬畝，及湖灘溝窪道路等項，約可得地四十餘萬畝”，按照土地肥瘠程度，“分定上中下三等價值”進行丈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4—745頁。）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該牧場基本上清丈完畢，“出放生熟各地五十七萬四千二百餘畝，收價三十二萬餘兩，奏設盤山廳（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析廣寧縣屬盤蛇驛牧場地置盤山廳，縣治在雙台子附近。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45頁。今為遼寧省盤錦市。）管理經征”。（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3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