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本為了控製朝鮮並進一步侵略中國，挑起了甲午戰爭，結果清政府慘遭失敗。之後日本逐漸控製朝鮮，直至將其完全吞並，並進而以朝鮮為跳板，對中國東北進行侵略，其主要策略是利用朝鮮人的非法越墾行為，製造中朝邊界爭端，企圖以此達到分割中國領土之目的。而沙俄則借中國戰敗的機會，誘使清政府與其結成所謂共同的防日同盟，借修築中東鐵路之機，將其侵略勢力深入到中國東北腹地，不斷強占土地，進行移民滲透，同時，在中俄邊界的越墾蠶食行為仍有增無減，並利用八國聯軍侵華的時機，一度占領了東北地區。沙俄與日本爭奪中國東北的矛盾由此激化，導致日俄戰爭的爆發，清廷祖宗發祥之地竟然淪為異族拚爭的戰場。戰後，日、俄在東北形成了各自的勢力範圍，侵略行為越演越烈，中國東北邊患空前加劇。
一、日本與中國東北邊患
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將清政府的勢力逐出朝鮮半島後，對朝鮮的控製日益加深，遂利用早已存在的朝鮮人在中朝邊境之越墾行為，炮製所謂“間島”問題，蓄意侵奪中國東北邊疆。因此，日本對中國東北之侵略與朝鮮人越墾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一）朝鮮人非法越墾及中朝邊界糾紛
中朝兩國以鴨綠江和圖們江為界，山水相連。在名義上，清帝國與朝鮮李氏王朝之間存在有宗藩關係，但實際上兩國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各自劃江為界，並不存在什麼領土爭端。但由於朝鮮人的非法越墾行為，這種邊界狀況有了改變。
如前所述，清廷長時期執行封禁東北的政策，這種政策同樣適用於中朝邊界。從清初開始，清政府即嚴禁本國人進入圖們江和鴨綠江一帶，更不準越界進入朝鮮境內，同時也禁止朝鮮人越界進入中國境內，規定“兩國之民有私自越圖們江一步者，由兩國官吏處死”。（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36頁。）同治九年（1870年），朝鮮發生災荒，“國內荒饑，餓殍載道，民人冒犯重禁，渡圖們江至琿春諸處乞食求生，是為朝鮮流民越墾之始”。（注：趙爾巽等：《清史稿》第526卷，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頁。另據陳作梁著：《東省韓民問題》，北平：燕京大學政治學係民國二十年（1931年）印行，第1頁：“韓民之移居東省者，始於同治八年，即西曆1869年，朝鮮高宗六年已巳。時朝鮮鹹鏡北道大饑，民不能堪，故雖國有厲禁，亦不之顧，私自渡江入我延邊墾殖，遂開六十年來移民之先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同治八年（西曆1869年），朝鮮鹹鏡北道六鎮（慶源、慶興、穩城、鍾城、會寧、富寧）空前大饑，韓民不顧國禁，紛紛越江謀生，此為韓民越墾之始。”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4頁；王海波著：《東北移民問題》，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版，第84頁：“同治八、九年間，朝鮮大荒，貧民無食，爭越國境，入我東北，其中尤以北鮮之人為多。”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同治九年，朝鮮大雨雹，國內奇荒，餓殍載道。韓民遂不惜冒犯重禁，渡江越境，賣妻鬻子，乞食求生。然不逾年而韓民之有家室者仍歸故土，其流寓中國者，男仆女奴而已，時則但有傭奴寄食之韓民而無越境墾地之韓民。”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37頁。以上諸說都記朝鮮人越境是在同治八年（1969年）或九年（1870年），但吳祿貞認為朝鮮貧民初入中國之時並無墾荒之事，僅靠傭工為生，至於朝鮮貧民開始在中國境內墾荒，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所記為：“自韓民冒禁越境以後，已開玩視中國法禁之漸，光緒初元，敦化縣放荒清查地畝，朝鮮茂山對岸如外六道溝等處，間有韓民私墾者。”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37頁。）光緒七年（1881年），李金鏞辦理琿春招墾事宜時，查勘圖們江北岸由下嘎牙河至高麗鎮一帶，結果發現這一帶由於與朝鮮僅一江之隔，朝鮮“邊民屢遭荒歉，或被江水淹沒，無地耕種，陸續渡江開墾，現查已熟之地不下二千晌，該國窮民數千人賴以糊口”，並且，朝鮮人越墾受到本國官吏的縱容，“有朝鮮鹹鏡道刺史發給執照，分段注冊。並據該國穩城府兵官趙秉稷麵稱，沿江之民半多仰給於北岸，彼民自知越界墾種，但求格外施恩”，（注：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七年十月，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1216頁；另據宋教仁撰：《間島問題》，上海中國國書公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版，第3頁：“韓人所占地已有八區，其所墾麵積不下八千餘晌。”）這說明當時朝鮮貧民越墾的現象已經比較嚴重。李金鏞將此情況上報，吉林將軍銘安等獲報後指出：“吉省與朝鮮毗連之處向以土門江（注：即圖們江。）為界，今朝鮮貧民所墾閑荒在土門江北岸，其為吉林轄地無疑。邊界曠土，豈容外藩任意侵占？該國鹹鏡道刺史發給執照，殊屬錯誤。”但同時又認為：“該處實係叢山阻隔，為中國官民所不到。該國寄居之戶墾種有年，並有數千人之多，薄海窮黎，莫非天朝赤子。若照例嚴行驅逐出界，恐數千無告窮民同時失所，殊堪憐憫。”因此建議，“臣等仰體聖朝綏來藩服、一視同仁之意，擬請飭下禮部谘明朝鮮國王，由該國派員會同吉林委員查勘明確，劃清界址，所有該國人民戶口、已墾荒地”一律“繳押荒錢、完納地租”，這實際上等於承認朝鮮人在中國居住和耕種的合法性。（注：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七年十月，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1216頁。）以後所發生的曆史事實證明，銘安等人之建議是非常錯誤的。銘安等人之建議上達清廷後，禮部在議複此事時提出了兩項解決方案：“近邊各國，不得越界私辟田廬，例禁綦嚴。該國官員擅給執照，縱民渡江盜墾，事閱多年。現在宜令該國王盡數招回，設法安置，重申科禁，方為正辦；或於領照納租外，令其隸我版圖，置官設兵，如屯田例。”（注：《光緒實錄》第139卷，光緒七年十一月，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頁。）可見，禮部的兩個方案是根本對立的，而清廷選擇的是第二個方案：“吉林與朝鮮向以圖們江為界，該國人民越界墾種，前據禮部議奏，該民人等既種中國之地，即為中國之民。除照該將軍等所請，準其領照納租外，必令隸我版圖，遵我政教，並酌立年限，易我冠服。目前姑照雲貴苗人，暫從各便。”其具體辦法是：將越墾朝鮮人“查明戶籍，分歸琿春及敦化縣管轄。所有地方詞訟及命盜案件，均照吉林一律辦理。該將軍等務當體察情形，將應辦事宜妥籌經理，毋致滋生事端；並督飭該地方官隨時妥為撫綏，俾該民人得以安業，用副一視同仁至意”。（注：《光緒實錄》第143卷，光緒八年二月，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頁。）同銘安等人一樣，清廷也犯了相同的錯誤，因為朝鮮是其屬國而強調所謂“綏來藩服”、“一視同仁”，甚至將朝鮮人與雲貴苗人相提並論，但沒有意識到屬國畢竟也是別的國家，何況中朝之間並不存在實質性的從屬關係。清廷滿腔熱情地接納朝鮮貧民在己方領土上耕種生活，借以顯示上國的所謂寬大為懷，完全沒有估計到由此將導致中朝邊界不清、朝鮮人反客為主的嚴重後果。
果然，朝鮮李氏王朝在越墾問題上的態度反複無常。最初，李朝請求將朝鮮墾民刷還：“大小兩界，原有天限土門江，分隸吉林與鹹鏡、平安地，三百年疆宇寧謐。敝邦愚氓冒禁逾犯，私自墾種，幸蒙字小，不予懲責，俾令內附。惟習俗既殊，風土不並，該民既係本邦生長，茲因占種一事便隸版圖，萬一滋事，深為可慮。乞許令吉林琿春、敦化地方所有朝鮮流民，歸籍辦理，吉林邊地已經朝鮮民墾種者，由吉林地方經理收租，仍嚴明申禁，永杜後弊，庶敝邦邊民不更越界矣。”（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38頁。）清政府得到李氏王朝的谘文後，見朝鮮自願將墾民招回，即命銘安等人“會商該國”，將朝鮮墾民“妥為收回”。（注：《光緒實錄》第150卷，光緒八年八月，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頁。）銘安等人於是照會朝鮮官員，“限一年內，聽其刷還”，敦化縣也“發布告示，諭令韓民退去”。（注：宋教仁撰：《間島問題》，上海中國國書公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版，第3頁。）但是，朝鮮後來又自食其言、出爾反爾，到一年限期已滿的時候，李朝“仍不將流民刷還，反縱其過江侵占”，（注：長順修，李桂林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誌》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537頁。）並有意在邊界問題上混淆是非，從而挑起了中朝邊界爭端。
光緒九年（1883年）六月，朝鮮鹹鏡道鍾城府使照會中國敦化縣當局。其照會洋洋灑灑，但其中心點僅有兩個：第一，為使朝鮮人越墾行為合法化而創圖們江（注：照會中稱圖們江為土門江。）與豆滿江為兩江之說，指朝鮮人越墾之地在圖們江南岸、豆滿江北岸，是朝鮮固有領土，而中國方麵則誤認圖們江與豆滿江為一江之水；第二，指康熙年間吉林打牲烏拉衙門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之時，“以土門江為界，西為鴨綠，東為土門，勒石為記於白頭山分水嶺”。聲稱在發出照會之前，朝鮮為“審查土門、豆滿之別，乃派人往審白頭山立碑處，碑東連置土堆木柵為限，下有土門兩岸，對立如門”，應以此作為土門江，即中朝之界河。（注：照會中所指的土堆木柵位於長白山東麓黃花鬆溝子附近，但此處是鬆花江江源，而非圖們江江源。）其用意在於故意製造混亂，由此引發了中朝邊界糾紛。
繼此照會之後，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朝鮮國王李熙又谘文禮部：“敝邦西北疆域原以土門江為界，於康熙五十一年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勒石立分水嶺上，以土門江以南、以北定為上國、朝鮮界限。敝邦慮邊民或爭哄滋擾以貽憂上國，空土門以南之地，禁民不得入居。邇年以來，往往移就空地，築室耕田，邊禁之漸久漸弛，固敝邦地方官責耳。乃若其地實係敝邦，以敝邦之居民居敝邦之地，宜無不可，後人不知，反認豆滿為界。至癸未年間，敦化縣照會敝邦地方官刷還農民。恐境界不明，日後兩界民人爭哄不息。”於是，李熙以此為由，請求清廷派員與朝方共勘查邊界，“以明舊疆，以息邊擾”，（注：方朗撰：《吉朝分界案》，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5—1076頁。）正式提出勘界之要求。從李熙的谘文可知，李氏王朝已經完全認同其地方官員所謂圖們江與豆滿江是兩江之說，並認為朝鮮人越墾之地乃己方領土，與其在光緒八年（1882年）請求將墾民刷還的谘文相比較，有原則意義上的區別。由於朝鮮開始在邊界問題上糾纏不清，清政府決定應李氏王朝的要求勘查邊界，於是派琿春協領德玉、督理吉林朝鮮商務委員秦瑛及琿春招墾局委員賈桂元為代表，會同朝鮮勘界代表、安邊府使李重夏，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開始，共同勘界。
由於朝鮮鹹鏡道鍾城府使照會與李熙谘文，都認定圖們江與豆滿江為兩江，並強調穆克登碑，因此理清這兩個問題，是明確中朝邊界真相的關鍵。朝方以圖們江與豆滿江為兩江，其用意在於以譯音之不同而製造混亂，將圖們江指為豆滿江，而任指中國境內另外一江為圖們江，企圖以此使朝鮮人越墾行為合法化，並進一步圖謀占據圖們江北岸的中國領土。為達到這一目的，朝方先“指海蘭河為圖們江”，然後又“執黃花鬆溝子兩岸有土如門之說”，咬定其為圖們江。（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頁。關於海蘭河，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所記為：“海蘭河在寧古塔城南四百一十裏，合流入布爾哈通河，以達噶哈哩河（即噶呀河，今呼十三道噶呀河），為圖們江支流。”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61頁。宋教仁所記為：“考海蘭河有二源（按：原文如此，按照宋教仁下文之所述，海蘭河應有三源）。北曰頭道溝，源於哈爾巴嶺；中曰二道溝，源於窩集嶺（亦曰英額嶺）之牛心山；南曰三道溝，源於黑山嶺。南中二源合流，至西古城東與北源合。又東右受四五六七道溝水，至東盛湧街，又東折而北，至局子街東，合於布爾哈圖河（源於哈爾巴嶺），又東左受噶呀河，又東南入豆滿江（按：指圖們江。）其源距白頭山界碑（按：指朝方所認為的中朝分界碑，實際上是康熙年間中國巡視邊界的標誌物而非界碑，且被朝方非法移至白頭山。）所在處，雖至近之三道溝，亦有二百餘裏。”見宋教仁撰：《間島問題》，上海中國國書公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版，第36頁。從吳、宋二人之記載可知，海蘭河位於今中國延邊地區，距離中朝國界尚遠。按照宋教仁的記載，距離即使按照朝方所指的被其非法移動過的界碑，也有二百餘裏的距離，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為中朝界河，朝方以海蘭河為圖們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它很快也注意到這一點，放棄此說，而以所謂界碑附近的黃花鬆溝子為圖們江，也就是朝方所稱之土門江。）那麼，中朝邊界諸多河流的真實情況又如何？中方勘界委員對此有詳實的說明：“查圖們江，朝鮮呼為豆滿江，由茂山而上七十裏，至江口地方，江水分為二流。其南流為西豆水，上遊至平甫坪之上，又分東西二源；其北流為紅丹水，上遊又分南北二源。又查長白山，朝鮮呼為白頭山。山頂有大池，方圓數十裏，北麵為鬆花江正源，山之南麓有小石碑，碑麵漢文有康熙年烏喇總管查邊至此，西為鴨綠，東為土門等字樣。碑之西有溝，西南流入鴨綠江；碑之東有溝，朝鮮呼為伊戛力蓋，譯雲黃花鬆溝子。溝之東南岸有石堆百餘，盡處至長白山正東為大角峰。碑之東南四十裏為小白山，有溝由大角峰東北流，與斜乙水及黃花鬆溝子水，皆合流入娘娘庫，折入鬆花江。此各水及碑堆之原委也。”（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0—1041頁。）按此說明可知，長白山“為一大分水嶺，嶺西南之水入鴨綠江；嶺東北之水，小白山以南入圖們江，小白山以北入鬆花江”。（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頁。）由此可見，朝方先以海蘭河為圖們江，與當地情況風馬牛不相及；而後又以長白山南麓的黃花鬆溝子為圖們江，但黃花鬆溝子是“鬆花江源，並非圖們江源”，與圖們江也毫無關係。而且，朝方所指之圖們江，先是海蘭河，後又是黃花鬆溝子，真可謂信口開河，中方勘界委員指出，這是“明明有定之地，遊移於無定之口”，也就是說，朝方堅持的所謂圖們江與豆滿江為兩江之說，是根本不符合中朝邊界河流的實際情況的，“豆滿即圖們之轉音，方言互殊，實為一水。”（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3頁。）
如上所述，既然作為中朝界河之圖們江與朝方所謂的豆滿江實際上是一條河流，那麼，圖們江之源流又如何？經雙方共同查勘圖們江江源，查明其南源為西豆水，正源為紅丹水，北源為紅土山水。（注：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2頁。徐曦同時指出：“北源乃石乙水，紅土山水又為石乙水之北源，紅土、石乙合而東南流，以彙於紅丹水。其二水相合後之下流則皆統名石乙水。”又據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紅丹水之北流即紅土山水，而彙處則統稱石乙水。”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74頁。在這次查勘圖們江江源時，沒有明確石乙水為圖們江的北源，而以在石乙水以北之紅土山水為圖們江的北源，是一大失誤。）在圖們江的三個源頭中，“惟紅丹水在白山東，正對鴨綠江源，與碑文西為鴨綠，東為土門之意相合。且勘明原碑應在三汲泡之分水嶺上，今碑實為後人所移”。（注：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2頁。）因此，中朝雙方應以圖們江之正源紅丹水為界。但朝方“終執碑堆為據，且執碑文東為土門四字，以為黃花鬆溝子兩岸有土如門，並以土門江為土門，藉詞狡辯”。（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頁。）於是，當圖們江與豆滿江實際上是一江的問題澄清之後，穆克登碑又成為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穆克登碑設立於康熙年間。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康熙帝認為“長白山之西，中與韓既以鴨綠江為界，而土門江（注：即圖們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東南入海。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土門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因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往查。”康熙帝強調穆克登此行是“特為查我邊界，與彼國無涉。但我邊內路途遙遠，地方甚險，倘中國有阻，令朝鮮國稍為照管”。（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54頁。）第二年五月，穆克登“遵旨查邊，朝鮮接伴使樸權、觀察使李善溥上書尼之，極以山川險阻相恐嚇。穆不聽，尋至長白，登小白山頂審視，鴨綠、土門兩江之源俱發軔於分水嶺，嶺之西為鴨綠江源，嶺之東為土門江源。故於嶺上立碑，其文曰：穆克登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既尋得土門江源，遂商樸權等，欲自江源至近茂山處設界柵以杜侵越。樸權等利其速行，以督工自任，此後種種疑案遂發生於此。”（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54—655頁。）以上就是康熙年間穆克登查邊立碑的前後過程。由此可見，穆克登查邊是中國單方麵巡視邊界的行為，中朝雙方並未進行勘界。關於這一點，德玉、秦瑛等人已經說得很明白：“詳穆克登碑文，第言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勒石為記。碑中並無分界字樣，不過記二水之源，委是當日立碑之處，未必即當日分界之處，何以朝鮮人即執此為分界確據？”（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3頁。）德玉、秦瑛等人認為穆克登碑不是分界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並未予以詳細解釋，而吳祿貞對此問題則考證甚詳，從諸多方麵明確證明了穆克登碑不是分界碑。（注：據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審視碑實非定界碑也。穆總管既僅受命查邊，斷無擅自定界之理。而彼朝鮮二員，一曰接伴，一曰觀察，皆非有勘界權者，又斷無會同定界之理。查是年五月，彼接伴使等上書穆總管有雲，特許職等一人得陪後塵，千萬幸甚。穆答曰，必不偕爾同行，勿容再請。彼則恭請相隨，此則嚴辭以謝，同為勘界，能如是相對待乎？然則當時穆之入山，韓員並未偕行，穆又安能以獨斷之意立定界碑？考其碑文，曰查邊，曰審視，皆自擬之詞，非公布之語。至曰'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玩其語意，確為尋見水源後自記其所得之言，如必以此為定界，既無勘界明文，又無分界字樣，僅以觀二水之東西流為記，他無所及，古今來有如是定界碑乎？況兩國定界為何等鄭重之事，而碑高僅二尺許，大類兒戲，當日果欲以此表中外而垂永久，何輕率至此？雖韓之接伴使呈文有查明交界分水嶺上立碑為標之語，此蓋彼等迎合之詞，不得指為立碑者本意也。後之論界務者乃欲以此為證，致生難決之疑問，夫亦不思之甚矣。”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57—658頁。）那麼，朝方為何一再堅持穆克登碑就是分界碑？無非是因為穆克登碑以及與之相連的石堆及土堆合乎其需要。當圖們江與豆滿江被證實是一江之水後，朝方又在穆克登碑以及與之相連的石堆及土堆上大做文章。因為當中朝勘界之時，穆克登碑已經由小白山分水嶺處“移置鬆花江支源黃花鬆溝子附近，溝之東南岸有土石封堆數十處，且謂封堆之下，兩岸對立如門，是為土門，引為分界之證”。（注：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21—22頁。）實際上，如同豆滿江與圖們江是一江兩名一樣，土門江與圖們江也是稱呼有所不同的同一條河流。朝方牽強附會，以黃花鬆溝子兩岸有土如門，便指此為圖們江，是毫無根據的。朝方的另一條理由是黃花鬆溝子恰巧位於穆克登碑以及與之相連的石堆及土堆附近，看似有理，但實際上正如徐曦所指出的那樣，穆克登碑最初豎立的時候，並不在中朝勘界之時所發現的位置。（注：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對此亦有詳實的考證：“審視碑實在分水嶺上，不在長白山麓也。此碑與界務雖無相關，然以當日事實考之碑文，求之今碑所在地，實不大合。查今碑在大白山東南麓，與紅土山水之源相對（紅土山水西距今碑約七八十裏）。光緒十三年勘界，韓執紅土山水為圖們江源，即本於此。但考當日審視之碑，實立於分水嶺上。穆總管谘接伴使等文曰，在兩江發源分水嶺之中立碑。其複文亦曰，分水嶺上立碑為標。分水嶺者，小白山頂也，距大白山數十裏，稍偏東西。其山西建川溝為鴨綠江發源處，山東三汲泡流出之紅丹水為圖們江發源處，水東西分流，遂相沿呼其山為分水嶺（華人亦呼為黃河嶺，朝人又呼為虛頂嶺）。故必至小白山，方足窮兩江之源，必立小白山頂而左右顧，方足見東西分流之跡。玩'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二語，此碑必立於此山之頂無疑。今碑在大白山，既與分水嶺之意相背，且在山之東南麓，更與嶺上之言不合，謂是碑之原處，其誰信之？穆之谘文有曰，為查邊事，我親至白山審視，鴨綠、土門兩江俱從白山根底發源，東西兩分流。所謂白山者，大小白山之統稱也（中國史籍輿圖統稱白山為長白，朝鮮人始有大白小白之稱），曰查邊親至白山，則必於大小白山周視之矣；曰審視雲雲，則必於兩江之源窮探之矣。既已親履山頂、親見江源，斷不至全不加審，妄立碑於大白山下之理，而況碑文已明有審視二字，谘文已明言立碑於分水嶺上哉！夫碑在山頂，無礙農業，耕牧者不至移也；碑極短小，無妨行路，樵獵者不必移也；查邊所立，例應保存，我官吏不得移也；鄉裏無知，妄稱界碑，我民人更不敢移也。然則必為盜墾韓民預謀侵界地步之所為，也明矣。”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58—659頁。）中方勘界委員也對穆克登碑所在位置提出質疑，認為“碑無定位，可因人為轉移”，從而懷疑“安知非該國民人占據多年，潛移石碑至此乎？”他們同吳祿貞的見解相同，指出“當年立碑，應在三汲泡之分水嶺上”。（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頁。）至於朝方所堅持的與穆克登碑關係密切的石堆和土堆，其來龍去脈又如何？穆克登在分水嶺上立碑之後，“從土門江之源順流而下審視，流至數十裏不見，水痕從石縫暗流，至百裏方現巨水，流於茂山兩岸，草稀地平，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越境結舍，路徑交雜。”（注：《朝鮮鄰邊勘界文略》，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6頁。）穆克登有鑒於此，因而與朝鮮接伴使和觀察使商議，決定從圖們江江源到茂山設立木柵以為標記，樸權等則答以“立標之時似無煩大國人監視”，表示無須中國方麵監督，朝方可以代勞，而穆克登竟然完全信任對方，“為其甘言所惑，專以委之，於是茂山、惠山相近之地界標之設立如何，竟成疑案”。（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62頁。吳祿貞在《延吉邊務報告》中由此認為，康熙年間穆克登查邊後委托朝鮮方麵所建之標示物與光緒年間雙方勘界時在穆克登碑附近所見之石堆和土堆，並非一事。其考證如下：“順鬆花江源之土堆、石堆實與界務無涉也。光緒年間韓人無賴之詞，動引碑堆為證。碑之不足據已證明之矣。查長白山北之東麓向東北行，有石堆數十相連，約八九裏，複向東北距十餘裏，有土堆百餘相連，約十三四裏（前有雲土石堆相連九十裏者，則實未測定之語）。土石堆皆順黃花鬆溝子兩岸，為由北來登白山之正路（黃花鬆溝子朝鮮名伊嘎力，為鬆花江之上源）。若白山東麓之吉韓分界在惠山、茂山之間，當時即已查明，足見與土石堆全不相涉。蓋惠山鎮在小白山南，土石堆在大白山北，焉有定界於山南而立堆於山北之理？且自惠山至茂山固為東西之路，而圖們江流已實由西向東，此土石堆則沿鬆花江源而趨東北，方向實大相左，其與界務無關，尚何待論？雖然，於此僻野究因何事而興此大役，土人或雲獵夫誌路之標，於義終有未當。竊考國初封禁之地皆設有封堆，堆以石土為之，東三省、蒙古各處數見不鮮。至白山發源所在，尤宜注意，封禁之時自當設有標識。查今堆適順入白山之路而立，其為當年封堆無疑。再考十三年勘界公文即稱此堆為封堆，必有所本。蓋韓人尋見此處封堆，因而生心，遂移審視碑於其堆之近處耳。試以當時查邊事實求之，當穆氏查明邊界之後，既專以界標之設委之韓員，穆氏已歸，無人監視，自為韓人所欲為，故於茂山、惠山之間堅守，果否設立，或初設後毀，皆難深考，而必思借此設一可疑偽據以便其私謀，為異日爭界之地步，固可斷言。不然，我之遣員查邊，自立界標，已明言與彼國無涉，而彼國必甘言媚辭，以求得此立標全權，果何為哉？彼韓員、韓民久具此混界之詭謀，而忽見此土石封堆，又與當時築土聚石之語似合，遂不記方向若何、距離若何，竟妄指為分界之標識，又恐與分水嶺之意不符，乃移審視碑於此，以指證之。自以為有此偽證，定可以欺素忽邊防之中國，而為界務交涉之實據。不知穆氏查邊之成案自在，茂山、惠山間之界線自明，山川無改，方位難移，豈偽造者所得混淆哉！”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63—664頁。）穆克登因一時大意，將設立封堆的重大事項交給朝鮮一手承辦，清政府也因朝鮮是其屬國，事後並不加以複查，遂使朝鮮得以為所欲為，為以後的中朝界務交涉留下隱患，教訓是非常深刻的。而朝鮮因為圖們江之源流已經勘明，以海蘭河為圖們江實在沒有任何理由，於是不再指認海蘭河為圖們江，但“改而專執長白山北之碑堆為據，舍江流而求土門，舍圖們江源而求鬆花江源”，（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665頁。）始終認定被其非法移動到封堆附近的穆克登碑是分界碑，並連同封堆共同作為所謂中朝分界之證據。在這種情況下，中朝光緒十一年（1885年）之勘界結束。此次勘界，圖們江與豆滿江並非兩江的事實已經理清，雙方所爭執的是圖們江江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