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東北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涉及奉天、吉林與黑龍江地區，此外還包括由盛京將軍、吉林將軍及黑龍江將軍所管轄的內蒙古哲裏木盟十旗蒙地，在以上不同的地區，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各有其特點。在奉天，由於地靠關裏，流民在封禁時代就已經不顧禁令，冒險闖關謀生，居民相對較多，因此清政府招民實邊的動機不是很強烈，而放荒收取墾民荒價的目的卻較為明顯。當然，在移民實邊政策實施的深化階段，為了消除日本的威脅，清政府在沿鴨綠江一帶的中朝邊境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移民設治以抵製外患的意圖非常明顯。在吉林，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在腹地與沿邊地帶幾乎是同時並行的，清政府在吉林東疆招民放荒、實邊抗俄是移民實邊政策實行初期階段的最大亮點，並為深化階段繼續完善與發展這一措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黑龍江位於東北地區的最北部，清政府實施移民實邊政策所經曆的兩個不同階段在該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黑龍江有廣闊的沿邊地帶，處處與俄為鄰，移民實邊理應成為刻不容緩之事。但在甲午戰爭以前，清政府僅允許在位於腹地的呼蘭平原的一部分地區招民放荒，而廣大的沿邊地帶則基本上仍然處於荒涼無人的空虛狀態之中。直到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迫於形勢，才在沿邊地帶大力推行移民實邊政策，並規定了諸如減免荒價、政府引導等一係列優惠措施，吸引內地墾民趕赴極邊開墾荒地、充實邊疆。因此，黑龍江地區招民實邊，經曆了由腹地向沿邊擴散、從局部開禁向全麵開放過渡的典型過程。蒙荒的開放又與一般官荒不同，蒙旗的土地雖然在表麵上歸清政府所有，但實際上由蒙古王公控製，因此清政府在蒙地招民放荒，不得不考慮到蒙古王公的利益，清政府以荒價由國家與蒙旗劈分的方式，先將蒙地收歸國家所有，然後再放荒招民，並規定地租亦由國家與蒙旗加以分割。也就是“清朝政府對蒙地實行最高土地所有權，調整土地，招民墾種，使內地的漢人自發的、分散的、無組織的自願流向蒙古地區。”（注：蔡誌純：《試述清末蒙古地區的移民實邊政策》，《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第116頁。）
清政府實行移民實邊政策，是在東北邊患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帝俄與日本在東北地區的侵略行徑，不僅直接刺激了清政府移民實邊政策的推行，而且在某些方麵為這一政策提供了便利條件，最為典型的是中東鐵路的修築。帝俄修築橫貫中國東北腹地的中東鐵路，企圖以此為工具，為其殖民侵略活動服務，但在客觀上卻導致了如下的結果：“東清鐵路通車後，黑龍江省的開發更加迅速。移入北滿的流民，沿著這條鐵路前進。他們先在哈爾濱暫居，而以呼蘭為第二個據點，從這兩個根據地，向四麵八方散布”，（注：滿鐵：調查報告書，“黑龍江省”，1920年，上卷136，160頁。轉引自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1840—1911），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777頁。）這是帝俄所始料不及的。此外，中東鐵路的修建及其經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也成為吸引鐵中國移民的一個因素。俄人曾就此發出如下之感慨：“中東路對運輸貨物固有極大之功能，實則此等貨物之搬運，又多於俄國本來之企圖不副，結果徒便利中國住民。據某種統計所載，俄國之三億金盧布，殆已落於北滿華人之手，而造成華人永住其地之一因。總之，中東路乃幫助中國人移住滿洲，已成不可否認之事業也。”（注：《東北開發史》。轉引自路遇著：《清代和民國山東移民東北史略》，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俄人之感慨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也大體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的有識之士也意識到應該充分利用鐵路這種便利的交通條件以移民實邊。如熊希齡曾指出，在東北地區，“東清鐵道、南滿鐵道以軍用之故，早已橫亙於此大陸之中，而各路支線已敷設者、未敷設者，均皆預為我國移民之便利者”，（注：熊希齡：《移民開墾東三省意見書》（1911年），見林增平、周秋光編：《熊希齡集》上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頁。）望因勢利導，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徐世昌等人也多次把減免墾民路費作為推進移民實邊順利開展的重要措施，但其先決條件是在利用東北鐵路的基礎上，才能夠談到減免路費的問題。移民實邊政策實施的過程，是對東北地區開發的過程，不可否認，俄、日在東北地區的某些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本地區的開發，盡管這種開發的主觀意圖是不可告人的。侵略者的主觀意圖與客觀結果往往有不盡一致之處，這一點必須指出。
清政府移民實邊政策的實行，尤其是在深化階段的種種措施，吸引了內地貧民大量移居東北地區，使邊疆的人口數量迅速增長，大片荒地得到開墾，以往東北邊疆人煙稀少、空虛荒涼的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這對抵製外患、鞏固邊疆安全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俄國對清政府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充滿了敵視，以黑龍江蒙地開發為例，俄國人曾有如此之評論：“北郭爾羅斯（注：即郭爾羅斯後旗。）、杜爾伯特及劄賚特各旗蒙古王公，及一般蒙古人之現狀，彼等在行政上，屬黑龍江省巡撫統治之下，其領土，以巡撫屢請於政府之結果，遂為漢人殖民之地”，（注：中東鐵路局商業部編，湯爾和譯：《黑龍江》，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1931年）版，第357頁。）別有用心地將清政府的移民實邊政策汙蔑為是侵奪蒙旗權利的殖民之舉，其原因在於：“俄國所最懼者，為中國之移民於蒙古北境蓋沿西伯利亞之國境，去平和而稀薄之遊牧民，而代之以反俄之中國人，實為危險。”（注：王慕寧著：《東三省之實況》，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八年（1929年）版，第24頁。）同樣，日本人也說什麼東北地區以前“純為滿人及蒙古民族之天地，非如今日之為漢人殖民地”。（注：藤岡啟編，湯爾和譯：《東省刮目論》，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九年（1930年）版，第18頁。）這些都從反麵證明了移民實邊政策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東北移民實邊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在表麵上表現為人口增長、耕地增加及行政設施趨於完善等幾個方麵。但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由於移民實邊的開展，使東北地區尤其是沿邊地帶的少數民族“在漢族移民先進文化的影響下，在社會形態、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方麵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邊疆地區的發展逐漸地接近內地文化水平。這一曆史功績雖然不能完全屬於漢族移民，但漢族移民作為邊疆地區社會變遷曆史合力中的一支分力，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注：李德濱、石方著：《黑龍江移民概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頁。）顯然，漢族先進文化對邊疆地區所發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有著極為深刻的曆史意義。漢族與廣大少數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共同發展，使東北地區與祖國之間的聯係越來越緊密，成為東北邊疆永遠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之關鍵所在。
清政府實施東北移民實邊政策，其主觀意圖當然是要維護住這塊祖宗發祥之地，但畢竟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捍衛了祖國的疆土。特別是清政府派駐東北地區的封疆大吏，如徐世昌、錫良、程德全等人，由於目睹時艱，大力推行移民實邊政策，表現了他們的愛國思想。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黑龍江將軍壽山，在帝俄大舉進攻東北之際，因不甘受辱而自殺殉國，在致清廷之遺折中，痛陳移民實邊之重要性：“江省之事，非開荒無從下手，開荒之舉，非招民無從下手。以七城之大，土地之沃，如果得人而理，不出十年，必能自立。奉天、吉林成效，不難複見於將來。即以此次軍務言之，如使二十年前，本省即照吉奉辦法，則今日者沿邊有民，就地有餉，防務既不期固而自固，槍械軍火亦不期饒而自饒，何至處處窘迫，一蹶不振哉？此奴才備曆之艱苦，久蓄之心願，雖在授命之際，彷徨焉不能自默者也。”（注：佚名輯：《壽將軍家傳》，見李興盛等主編：《黑水郭氏世係錄》（外十四種）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頁。）壽山臨終之際仍念念不忘移民實邊以保疆守土，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情懷。又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吉林荒務委員五品頂戴張子塤、周銘真、閻甸之、增祿、陳文銳，六品頂戴餘勝觀、李香圃等在密山查勘荒地，抗俄守局被害”，以身殉職。（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曆史大事記（1900—1911）》，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正是由於東北地方官員的這種信念和行為，移民實邊政策才得以能夠大力推行。
辛亥革命終結了清王朝的統治，但移民實邊政策可以視為是清政府留給民國政府的遺產，民國政府又將這一政策繼續推向更為深化的階段。到20世紀30年代，東北“人口竟達三千萬，其人口增加之速，大半由內地居民的移入”，而“在一百二三十年前，東北除遼東半島的一隅外，簡直完全是一片荒地”。（注：王海波著：《東北移民問題》，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版，第17頁。）這大體概括了從19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政府實施移民實邊政策所取得的成效。誠然，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占領了整個東北地區，但這與帝俄占領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中國領土的情況不同。帝俄掠奪北疆時，中、俄之間實際上並未發生戰爭，俄國是以外交訛詐為手段，首先移民於所謂“空曠無主之地”，之後逼簽條約，使其占領行為“合法化”，由於這種原因，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永遠離開了祖國的懷抱。日本的占領是通過軍事侵略的形式而完成的，並遭到早已根殖於關東大地的廣大人民的激烈反抗。正是由於與家園緊密結合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日本妄圖變已經與祖國融為一體的東北為其殖民地的如意算盤終於沒有得逞。究其根源，這是移民實邊政策施行的結果。
如今，東北三省已經完全內地化，甚至已經不再被視為邊疆地區，這是廣大漢族移民與當地少數民族長時期共同艱苦奮鬥、辛勤開發邊地的結果。東北移民實邊的實踐，對如何治理中國廣大的邊疆地區、保證其穩定與安全，仍將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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