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中曆來以“學而優則仕”為最高目標，這與農業文明時代的經濟貧困有關，因為除了當官外，知識分子沒有其他途徑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孔子的專長是教書和著書立說，但他幹專業的時候隻能享受“自行束修”的待遇，收入很有限，所以他也忍不住到政府裏做了幾天官。我一直把那些古代知識分子遠離權力核心之後逍遙山水的文字看成是作秀，陶淵明寫《桃花源記》時所描繪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烏托邦，以及歐陽修所渲染的“人之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是相當虛偽的，他們沒有一天不在等待著卷土重來，但又做出不願同流合汙的樣子。倒是白居易要誠實得多，他在被貶九江後痛苦地承認，“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失去權力和前護後擁當然是一件傷心的事。
然而在工業文明時代，知識分子除了做官外是可以在“科學”和“學術”的範圍內讓日子過得滋潤幸福的，因此做官就不是惟一的道路了，做官更多地是為了實現世俗的主流價值觀。美國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民隻有15%的人對從政有些興趣，而中國卻有85%的人願意謀個一官半職。我想這與中國的經濟貧困有很大的關係，社會上流行一句話，“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
等到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時候，他的收入比孔子要高得多，他的月薪是1200塊大洋，胡適等知名教授也是如此。當年一個保姆的月收入是3塊大洋，技術工人月薪是6塊大洋，北京的兩進四合院隻要600大洋就買下來了，也就花他半個月的薪水就夠了。所以陳獨秀後來當上了中共總書記與古代文人當官的動機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決不是為了讓日子過得好才去出任領袖的，中共總書記的月生活費是30塊錢，他的當“官”是從米籮裏跳到了糠籮裏，或者說他根本就不是為了當官才離開北大的，他是為了信仰，一種發自內心的社會責任感與曆史使命感。而我要提及的另一位北大教授葉公超則完全是另一種動機而去做官的，葉公超是江南才子，從小出身於官宦之家，曾祖、祖父都是進士，父親官至九江知府，他從小生活在一個賓客盈門的“鍾鳴鼎食”之家，充分享受了飫甘食肥綾羅綢緞的豪華生活，及至抗戰爆發，北大教授們南下逃往西南聯大後，薪水一落千丈，不可能像在北平做教授那樣不僅可包汽車和養三五個女人，那時就連基本的生活水準也保證不了了。這對葉公超來說是不能忍受的，這個留洋教授無論是從家庭出身和性格特征來看，都不宜過山溝裏的窮日子，於是他在朋友、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的推薦下，告別學界，步入政壇，且很快平步青雲，在外交部由歐洲司司長、外交部次長到外交部長。其實對於葉公超來說，他最適合的工作應是當教授教書育人，他的中學和大學是在美國和英國學完的，獲劍橋文學碩士，師從大詩人艾略特，到北大任英美文學教授的時候隻有二十三歲，他的英文比國文說得好，詩文做得也很漂亮，還是新月社風雲人物，主持過《新月》期刊，他的才華以及講課的智慧與見識曾引得挑剔的北大學生頂禮膜拜，許多女學生因此而陷入情網。他做教授也許要比當官貢獻更大，但他去當官了。
有人說葉公超在抗戰時期當官是為了抗戰救國，但我更願意相信葉公超是忍受不了清貧的生活和山溝裏沒有霓虹燈的寂寞，因為可以當外交官的人很多，但師出艾略特的傑出的英美文學教授卻很少。再說抗戰救國並不是非要當官才能證明，教書同樣是報效國家。因為葉公超當官後改變很多，他學會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學會了訓斥下級，學會了過豪華體麵的生活，酒會、舞會都應付自如。然而帶有浪漫氣質的葉公超畢竟書生氣很足，在居心叵測的官場，他仍然是個外行，他東施效顰的表演隻是加速了他在官場上的幻滅。這裏我並不想譴責葉公超，我隻是覺得一個知識分子為了物質生活（很大程度上如此）而自我異化和分裂，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他到晚年被逐出官場才有所省悟，但已是枯藤老樹昏鴉，日暮途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