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產生的時候，世界就被命名了。比如大地、河流、陽光、森林，總統、勞模、小偷、妓女……
被命名的人和事物並不是用來識別具體對象的一種符號，它還包含著與之相匹配的性質，同一個人和事，不同的命名就會有了不同的性質，如一個人被命名為總統或小偷、一次打架被命名為流氓鬥毆或見義勇為，性質就完全變了。所以現代語言學中不把語言作為工具，而是作為人類的一種與意義相關的存在方式，是非常有道理的。
這樣說，並不是進行語言學的學科性實證，而是想說明不能把語言學意義上的命名僅僅看做是符號，看做是一個孤立的文字形式。命名同文明與野蠻，尊嚴與無恥，高貴與卑賤密切相關。
然而，一個全麵物化時代的商業目標取消了這種差異性，或者說有意蔑視命名的尊嚴性和準確性，在功利主義的引誘下，人們站在燈紅酒綠的光線下毫無心理壓力地隨意地對這個世界進行注釋和命名。
所有被物欲折磨得死去活來並不甘罷休的人們走進了“拉登酒店”喝酒。他們並不在意酒中彌漫著9·11死難者鮮紅的血。他們度過了一個個刺激而愉快的晚上。報上說，湖北的這家酒店連工商部門也無能為力，《廣告法》中隻規定不許用領袖人物或容易引起姓名權糾紛的名字進行登記注冊，沒有規定不可用外國人名或地名。
由此可以推論，如果有一天出現“希特勒酒吧”、“奧斯維辛美容院”是不會讓人吃驚的，實際上人們已經在一種意義的麻木中接受了某種商業事實。
後現代文化的行為特征是“怎麼都行”（費耶阿本德語）。怎麼都行意味著對傳統的、崇高的、莊嚴的、理性的、優雅的規則可以任意顛覆和拋棄，正如王朔的一部小說所命名的《我是流氓我怕誰》。
而命名絕不是隨意的，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問題就在於在利益和物質引誘下的人們根本不需要“言順”。命名除了商業的物質的動機，似乎與文化傳統與文明的尊嚴已經沒有關係了。
後現代文化最流行的美國有一個人叫保羅·福塞爾，他的一本在中國熱銷的書叫《惡俗》，書中把泯滅了個性與文化尊嚴的行為稱為“惡俗”。這種惡俗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國的土地上蔓延，就像流感病毒一樣泛濫成災，現在對一本書、一部電影、一篇小說的命名如果不能體現出“惡俗”的特征，你就會被拒絕。這種拒絕是市場拒絕，也是人們內心裏享樂主義欲望的拒絕。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池莉年前推出的一部小說叫《有了快感你就喊》，這種赤裸裸的色情暗示與挑逗，除了表明池莉文化品格喪失後對文學精神的毫不猶豫地放棄外，還表明了消費年代裏欲望化閱讀的集體無意識。命名已不重要，或者說命名的重要性隻是體現為無恥欲望的無罪感。人們相互安慰和寬恕著彼此陰暗的趣味並且心情良好地吃喝著工業化生產出來的快餐。
文化的惡俗，必然導致命名的惡俗，這種惡俗是從王朔開始的，既然《我是流氓我怕誰》，則完全可以很輕鬆地說《我是你爸爸》。當這一惡俗的命名被接受和認同並引起一片歡呼的時候，這種反價值的東西就被賦予了正價值，並因此而成為一種命名的邏輯。如果說《絕對隱私》、《玫瑰門》還有些羞答答的話，到後來一首詩歌便公然命名為《今晚你不來與我同居》，從抽象暗示到公開呼喚這是一個進步，而到《有了快感你就喊》則是由意象到具象，並將具象的欲望作細節化的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