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指出，人在進入文明社會後就與社會簽訂了一個契約，這個契約是一種規則，同時也是一種枷鎖。人的“自我”和“個人意誌”被牢牢壓抑從而使人失去了純樸的天性，甚至扭曲了自己，生存的技術實際上是以摧毀人性為代價的。詩集《山悟》中大量的詠物詩都表現出了“自我”壓抑下的無奈，人性異化後的悲涼，人格瓦解後的憤怒。生活有時就是一種假相，當我們羨慕甚至是嫉妒那些浮華的榮耀和虛幻的光輝時，我們恰恰忽略了那高貴優雅的形象卻原來是變子性的美麗的“人妖”，這就是哲燮先生獲得廣泛好評的《盆景》，“你從有雷有電的山坳裏走來/走進這個無風無雨的盆地/醒來，滿眼是水泥的叢林/再也聞不到蘭和蕙的呼吸”“將稚嫩扭曲成蒼勁/主人刻意培養、剪裁、妝扮你/看虯枝上傷疤累著傷痕/成材的日子全是痛苦的記憶”，“向喧囂送上一份難得的恬靜/為交易掙回一個滿足的小夜”。如果說盆景是非真實生存的一種性質，那麼路燈就是人的個性與自我被扼殺後的一個具體的形式，“標準的高度/一色的姿式/規定的位置/忠誠的光圈/——謙和又內斂/日落而啟/日出而息/一道指令/你徹夜睜著不眠的眼”（《路燈》）。路燈被電源牢牢控製，它在一種機械的秩序裏重複著每一個日子，就像人生活在機械的毫無個性的生活中。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詩人來說，他必須要進行追問，必須將自己的意誌表達出來以喚醒一顆顆冰冷而麻木的靈魂。這是一種責任和使命，因為詩人在本質就是一個精神苦難的人，是一個杞人憂天的人。當他開始寫下第一行詩的時候，這種宿命就已經注定了。
詩人無計可施的時候，他就要尋找一條自我拯救的道路，於是哲燮先生大量的詩歌是對平凡生活的向往，對親情鄉情的懷戀，對田園鄉村的陶醉。《山溪》、《西遞宏村》、《水碓》、《綠，多好》，這些詩使詩人在鄉野山風的吹拂下心情歸於寧靜，一些回憶往事的詩歌也讓詩人從純樸和艱難中尋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人文主義理想和人性的光輝。《母親的名字》一詩令人至為感動，詩人從母親這個平凡而普通的農村女性身上找到生命的意義，這就是愛和奉獻、純粹與真實，“愛，全分給了五個兒女、一村鄰居/勤，一半丟在田畈、灶台、菜地/另一半棲在八十二齡的骨頭裏”，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建立平民化的立場，是《山悟》的另一個重要價值選擇，這一部分內容是對人性扭曲和異化的一次逃避和一種修正，生命在兩個相互對立的價值坐標中顯示出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愛與恨的最後界線，而這個界線使詩人走向清醒和自覺，走向完善與解放。
洪哲燮先生寫詩極其認真，字斟句酌，反複打磨，在意象選擇和隱喻象征設計上顯示良好的藝術感覺與藝術感受力，而他詩歌的最主要的價值就在於他對錯綜複雜的人生進行了一次尖銳而深刻、勇敢而誠實的解剖，在批判與自省中，以思想的穿透力啟悟芸芸眾生。他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傳達給讀者，也使他自己在詩行中找到了一條回家的路，這就避惡向善、安貧樂道、回歸寧靜。也許詩歌並沒有太大的力量，但哲燮先生相信官當得很大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的一句話“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