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佛教雖然發源於古印度，但開花結果卻是在中國。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土，就與中國本土文化發生了較為密切的互動關係。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同屬東方文化圈，兩者有許多的共同之處，也在彼此的曆史展開中形成了很大的差異，但兩種文化在曆史的相遇中碰撞交融、彼此滲透、雙向影響。印度佛教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不斷地中國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佛教。這種中國化的佛教，既非對印度佛教的簡單照搬照抄，也非對印度教的背叛偏離，而是在印度佛教基本教義學說的基礎上，吸收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因子後的創新與發展，並以中國式的思維習慣和語言方式來加以表達，故其既不同於印度佛教，又有別於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
誠然，“法不孤起，應緣而生”。佛教在中土的發展和演化，離不開具體的曆史環境與時代機運。在中國佛教史上人們最為熟悉的漢傳佛教八大宗派，就都是應時應機而產生出來的宗教文化和曆史現象，它們的出現標誌著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和中國化佛學體係的基本建立，其中最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就是禪宗。禪宗是佛教發展與中土具體的曆史文化環境和人們的心靈需求相交織相契合的產物，是中國佛教發展的曆史性選擇和必然性結果。禪宗因主張“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和“教外別傳”，而在曆史上受到普遍推崇並廣泛傳播，宋代以後幾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由於諸多的曆史文化原因，唐末以降，中國佛教整體趨於式微。在各大佛教宗派不斷走向衰落之時，禪宗的發展卻一枝獨秀，尤其是“五家七宗”的出現，進一步凸顯了禪宗發展的繁榮景象。入宋以後，禪宗各枝派雖然時有消長盛衰，但作為主流的臨濟和曹洞二宗卻一直綿延不斷，傳承著禪宗的法脈。禪宗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和影響。
禪宗作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對中國社會曆史和思想文化產生了極其廣泛和深遠的影響。中國思想文化的本質是關於“人”的學問，即探討人的生命存在之價值和意義，其重要的特點是具有強烈的關注現實社會和人生的價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淵源於印度佛教而形成於中國文化土壤之中的禪宗，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特別重視人的主體性價值，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用，突出人的心性之學。其所提倡“自性自度”原則，乃是對“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曆史性話語的進一步肯定。禪宗與中國文化關係緊密，它既是豐富多樣的中國文化的具體內容，同時也影響著中華文化的多彩發展。禪宗所堅持的基本思想觀點、所持有的人生基本態度以及對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和超越，對於中國民眾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無論是儒道精英對其進行的義理探究或詮釋，還是佛教僧人對其禪悟之路的不懈奉行和堅守，或是民間百姓對其禪法實踐和文化精神的傳承，都多元、立體、全麵、係統地展示了禪宗在人們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複雜圖景和巨大影響，凸顯了禪宗與中國文化水乳交融的精彩畫麵。
正是因為禪宗與人們的思想、生活密切關聯，對古代的精英、民眾思想均產生過較大影響，故其引起了多方的關注和社會各界的重視，學界也加強了對禪宗各個方麵的研究。自上個世紀以來，禪宗研究一直是海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並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禪宗研究成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大陸的佛教研究開始升溫，有許多學者對禪宗研究傾注了很大的熱情，研究成果極為豐碩，乃至到今天仍有學者不斷推出禪宗研究的新成果。然而，雖然禪宗研究一直是近年來佛教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之一，但對於五家禪之一的法眼宗，相對來說學術界的研究卻一直比較薄弱。就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尚未有學者將法眼宗作為一個獨立的宗派來進行全麵的整體性考察和係統研究，尚未出現專門的學術專著和博士學位論文。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概而言之，一方麵是由於學者普遍認為唐末五代，中國處於政治分裂的時期，整個五代十國時期僅有百餘年時間，並沒有特別璀璨的思想文化，選擇形成於這個時期的法眼宗這個禪宗小宗派進行研究，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或價值；另一方麵，由於法眼宗至宋代中葉法脈就斷絕，在曆史上存在的時間較短，容易給人造成其沒有多大思想文化影響的錯覺，從而製約了對它的深入研究；再一方麵，由於研究法眼宗的相關性資料不多，新發現的資料也相對匱乏，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人們對其的研究。
然而，在中國禪宗史上，法眼宗是一極富獨特性的禪宗派別。黃誠同學以法眼宗為題來展開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我認為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這對於全麵了解和把握中國禪宗的發展，尤其是宋代禪宗的特點，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黃誠同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廣泛收集資料，並運用社會學、文化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對法眼宗的創立與傳衍、法眼宗的傳播與區域分布做了較好的梳理，對法眼宗的思想特點、法眼宗的宗風特色做了較好的分析，並比較了法眼宗與其他禪派的異同，特別是對法眼宗的衰落原因做了獨到的具有創新性的探索。全文資料豐富，思路清晰，語言流暢，文字清雅，分析細致，立論有據，具有一定的開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