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屍體解剖的道德
屍體解剖是醫學發展的重要條件和基礎。恩格斯說過：“沒有解剖學就沒有醫學。”正是屍體解剖推動了近代醫學和現代醫學的發展。屍體解剖是臨床診療、醫學科研和醫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幫助臨床醫務工作者和醫學科研人員弄清一些複雜、疑難和意外死亡疾病的原因、發病機理，提高診斷、治療和科研水平，促進醫學人才培養和醫學科學的發展。同時，屍體解剖還可以為妥善解決醫患糾紛，為偵破案件提供科學客觀的證據。屍體解剖具有的醫學意義並不等於可以任意“踐踏”屍體，也需要遵循相應的道德規範。
一、屍體解剖道德的曆史和現狀
在醫學發展的曆史中，深受東西方社會文化和倫理觀念的影響，屍體解剖的道德問題，在人類文明史上爭論了2 000多年，屍體解剖的發展也經曆了相當曲折的曆史過程。
（一）西方屍體解剖倫理的發展和現狀
中世紀歐洲，由於教會的統治和禁令，人體解剖有違《聖經》教義，被視為不道德，被嚴厲禁止。人們隻憑借直觀和臆測來解釋一些病理生理現象，其中不可避免地夾雜有許多錯誤的成分。在文藝複興運動中，資產階級提倡科學和理性，反對神學和迷信，崇尚科學和實踐，主張人的自我解放並提出了“我是人，人的一切我都應當了解”的口號。從此，一些醫學家衝破教會的禁令，用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了對人體的解剖和研究，醫學也逐步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16世紀醫學家維薩裏，不畏宗教神學的壓力，在做了大量屍體解剖的基礎上，於1543年寫了《人體構造》一書，以不容置疑的事實駁斥了《聖經》中關於上帝用亞當肋骨創造了夏娃的傳說，而且還糾正了古羅馬醫生蓋倫在醫學理論上的200多處錯誤，使人體解剖的研究工作被人們所肯定，維薩裏也成為近代人體解剖學的奠基人。18世紀意大利的病理學家莫爾幹尼，經過多年的屍體解剖，使人體解剖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確定了疾病原因與機體器官病變之間的內在聯係，從而建立起了病理解剖學。
在現代，一些醫學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屍解率曾經達到40％~50％，有的高達85％，甚至接近100％（如我國香港），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屍體解剖率卻呈現大幅度下降趨勢。美國屍體解剖率1964年為41％，到了90年代中期隻有5％；日本醫療機構屍檢率1977年約為38％，到了1995年下降至14％。據專家分析，國外屍體解剖率下降的原因有四大方麵：第一，屍體解剖能夠獲取新知識的機會已經大為減少，影像診斷技術使獲取疾病信息的能力增強、時間提前，開展屍體解剖的必要性大為降低；第二，國外許多醫院評定標準中未包括屍體解剖率；第三，醫療界普遍對訴訟問題抱有恐懼心理，屍體解剖有可能發現某些醫療過失而引發訴訟；第四，文化和心理因素使病理學工作者不喜歡做屍體解剖。
（二）我國的屍體解剖倫理演變和現狀
我國的傳統醫學雖然博大精深，但屍體解剖工作受傳統文化和習俗的影響，發展十分緩慢。我國古代傳統道德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認為損壞人體的任何部位都是不孝之舉。若親人遺體被解剖、損毀，被認為是大逆不道，是大“不孝”。由於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長期統治和影響，人們對屍體解剖諱莫如深，在社會生活中被禁止。據《南史·顧凱之傳》中記載：一婦女因遵丈夫遺囑，解剖其遺體，結果以傷夫五髒“不道”的罪名被判處徒刑，其子不能勸阻，以“不孝”之罪被判死刑。因此，我國雖早在2 000多年前的醫書中就有關於人體解剖的位置的粗略描述，但直至清代王清任才改變了這種狀況。王清任反對陳舊、神秘的倫理道德觀念，克服種種艱辛，在墳山棄屍身上解剖、探求，完成了著名的《醫林改製》，在解剖學及其他的一些醫學理論上，作出了重大的具有創見性的貢獻。在我國古代，人體解剖一直沒有能夠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這為祖國醫學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
直到上世紀初，隨著西方醫學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對屍體解剖的需求日益增加，在醫學界的不斷努力下，終於在1912年頒布了我國的第一部《屍體解剖法》及《屍體解剖實施細則》，對推動我們國家醫學研究和教育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受封建倫理觀念的影響較深，屍體解剖中仍有很大阻力，死亡病理解剖率很低。20世紀50年代時為10％~30％，“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降到10％以下，這嚴重影響著我國醫學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