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鄉下辦學條件很差。一個鄉幾十個村也不過兩三所小學。像我們村有小學而且有祠堂做校舍，已經是好的了。兩個年級合用一個教室，教起來有些麻煩，一半坐一年級學生，一半坐二年級學生。老師教一年級時，二年級學生就做作業，反之也一樣。這樣難免出亂子，不好管理，互相幹擾是每堂課都要有的。遇有調皮搗蛋的學生，老師就用小棍子敲腦袋，敲得梆梆響。班裏學生年齡也參差不齊，小的七八歲，大的十七八歲，個別的已經娶過媳婦了。下雨天，就有媳婦來送傘，臉紅紅的。年齡小的學生就齊唱：“下雨天，滿地水，媳婦送傘抿著嘴兒，媳婦媳婦你別跑，吃口奶子親個嘴兒！……”小媳婦跑得頭也不回，小丈夫則滿臉羞紅。那時正上課，老師嗬斥不住。一時又有小的憋不住尿濕了褲子，大學生從底下捅了小的一拳頭，小的哇哇大哭，教室裏老是亂哄哄的。記憶中老師總在發脾氣，大踏步在教室裏走來走去，一會兒敲敲這個，一會兒拎出去那個。拎出去的冬天罰凍，夏天罰曬，院子裏總有幾個學生站著挨罰，教室裏的學生就不斷探頭探腦往外看。
上學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開心的事。因為從小體質弱，又少言寡語，不大和同齡的孩子奔跑玩耍，喜歡一個人靜靜地倚牆坐著，或聽大人們說閑話。大人們的閑話包羅萬象，古今中外、天上人間，但更多的是人間酸辛。在那些過往的故事中，盡是祖輩們的苦難、燒殺、凶險和傳奇般的經曆。我滿腦子裝著一些和我這個年齡不相稱的大人的故事。大人們說過就算了，我卻再也不能忘記，童心如一張白紙，潑上的全是濃墨。就像一大堆沉澱物堆積在心裏，排除不了，又消化不動。無數的曆史的影像死死纏繞著我，讓我興奮，讓我激動，讓我煩躁不安。我仿佛早已參與了那些往事，生命也往前延伸了幾十年、幾百年。大人們說我像個小大人，卻並不知道我在想什麼。這種無名的煩惱和憂愁鑄造了我早年的性情，以至伴隨至今，形成化不開的憂鬱症。
我上課很安靜，並不調皮搗蛋，卻常常走神。在我看來，課文太淺顯，太沒意思了。我至今仍記得一年級時的許多課文，第一課是：《開學了》。第二課是：《我們去上學》。第三課是：《學校裏同學很多》。諸如此類，這和大人們的故事自然無法相比。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我不喜歡太鬧的氣氛。對於同學之間打打鬧鬧的事，我隻是一名茫然的看客。
瘦弱多病，一直伴隨我整個少年時代。即便和同伴一起玩耍時，也常要停下來喘息一會兒。病一陣好一陣，時好時病。記得那年早已春暖花開，別的同學都換上夾衣褲了。所謂夾衣褲就是把棉襖棉褲裏的棉花拿掉；到夏天，再去掉一層裏子，又成了單衣。鄉下人沒什麼衣服，一年四季瞎湊合。那時天已很暖，我仍然穿著棉襖棉褲，頭上一頂棉帽放下兩個耳巴護住耳朵。黃昏時，還沒有下課，我大概又走神了。教算術的劉老師喊我“爬黑板”，三次都沒聽到。同學們笑起來，劉老師火了，大步走過來，用他手裏的教鞭把我頭上的帽子挑起，一下甩到窗外去，像甩一泡狗屎。然後大聲訓斥說：“什麼季節啦還戴個破棉帽！”那會兒我使勁憋住淚水，感到極大的羞辱。其實我剛生過一場大病，身體極度虛弱，那種情況下能堅持上學已經不容易了。下課後，同學們圍住那頂被甩到窗外的棉帽看，我忽然分開同學，一腳把它踢到院牆外。從那以後近四十年了，我再也沒有戴過帽子。開始是賭氣，後來就成了習慣。哪怕是哈氣成冰的嚴寒天氣，我也不戴帽子。
劉老師是個刻薄的人，喜歡嘲弄學生，或說些侮辱性的話，動不動揭人三代老底，比如誰的爹偷過人家東西，當過幾年土匪，誰的娘和誰相好等等，學生都恨他。他的尿盆也就經常丟失，或被大年級的學生鑽個洞。他丟一個再買一個，仍然是紫砂的，有時一次買兩三個，以備損壞。當然，每少一次尿盆，劉老師都要折騰一次，把受懷疑的學生喊到辦公室，盤問訓斥打嘴巴。他打學生從來都是打臉，或叫學生互相打嘴巴子。那時他便在一旁笑，笑得陰森森的。然後拿出他新買的尿盆，逐一讓受懷疑的學生看：“讓你們再偷，偷回家去泡茶喝！”
馬老師也打人，威信卻很高。平日裏，他常笑眯眯的像個大媽，很慈祥的樣子，但學生搗蛋時，被他捉住了就揍屁股，而且隻揍屁股。先是把頭夾在胳肢窩裏，從你背後俯下身去，呱嘰呱嘰一陣大巴掌，或者用教鞭抽，決不留情，抽破了皮就背去看醫生。村裏人常見高高大大的馬老師背個學生出校門找醫生，就有人喊：“馬校長！又打傷一個？”
“又打傷一個。”
“該揍！”
村裏人不怪他。還說他教書認真，心眼好。當初家長送孩子上學時就說過的：不聽話隻管打！
學問當然是打出來的。
馬老師個子很高，稍有些駝背。長臉，大背頭。寫一手好毛筆字，過年常為村裏人家寫春聯，誰家娶媳嫁女也請他寫喜字，娶媳寫雙喜字，嫁女寫單喜字。喝喜酒和長輩一起坐上席。馬老師酒量很大，可以喝三壺，臉膛紅紅的，喝醉了酒低了頭不說話，蹣跚著回學校。
劉老師平日不和村裏人來往，很清高的樣子。但後來因為行為不端，被辭退了。三四年級的女學生，有不少十七八歲，發育得像個大姑娘了。劉老師常以排練文藝節目的名義把女學生留下，他拉二胡，讓女學生唱，就在他宿舍裏。劉老師二胡拉得極好，一根弦也能拉出悠揚的曲子。宿舍裏唱著唱著就沒有聲音了，先是一陣沉寂，接著傳出扭打聲，碰得東西亂響，然後女學生頭發亂亂地跑出來。女學生開始不敢告訴人，後來幾個女學生都遇到這事，悄悄給人說劉老師摸她的乳房。漸漸事發。村裏人憤憤然說：這個劉老師早該讓他走！看他那個穿戴！
劉老師很闊氣，頭發梳得光光的，中間分一道線，叫二馬分鬃。喜歡在帽簷和褲管上別一圈回形針，一走路閃閃發光的。上衣口袋裏一排掛四支鋼筆。其實，這是五十年代的一種時尚，就像現在的年輕人穿牛仔服、戴金戒指一樣，算不得什麼。他的被辭退和回形針沒有關係。多年以後，我已參加工作，曾在一個鄉間的集鎮上看到劉老師賣大蒜，胡子拉碴的，完全一副老農模樣，很潦倒的樣子，心裏竟老大不忍。
又一年的臘月到了。
一場大雪覆蓋了整個原野，古寨被雪映耀得燦若銀宮。雪一停，全寨人都出來打掃積雪，到處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臘月廟會就要到了，這是沉寂的古寨最富生氣的日子。臘月裏有三個廟會：初七、十八、二十五，已有幾百年的傳統。逢廟會，四省交界幾十個縣的人都來趕會交易。廟會上牲畜、農副產品、木器、年貨，應有盡有，還有大戲、說書場、雜耍、武術、鬥羊，豐富多彩。人數可達十幾萬之眾。從寨裏每一條大街小巷到寨外的空地，到處都是熱鬧擁擠的人流。到處都是擺著地攤貨物。三個廟會是寨裏孩子們最歡樂最富有的日子。幾乎每家門口都會有外地人擺攤賣貨，孩子們幾天前就開始搶占地盤，從家裏搬一領箔、一張席、或者抬一個小床放在路邊，占上一塊地方，廟會那天被人租去，一般可以給兩毛錢，占兩塊地方就能得到四毛錢。四毛錢在那時對一個孩子來說，相當富有了。那時物價很低，一個雞蛋才賣兩分錢。有這四毛錢，能在廟會上吃十個煎包、六碗涼粉、半斤茴香豆、看一場雜耍、買兩支鉛筆一塊橡皮，還能結餘兩三分錢。占地攤得到的錢全歸孩子支配，大人絕對不要的，這也是幾百年不變的規矩。一入臘月，孩子們就唱起來：
初七、十八、二十五，
趕會買包子，
還有涼粉和茴香。
涼粉酸，
包子香，
饞得口水半尺長，
拿上兩毛錢，
會上吃他娘！
那時生活水平低，廟會上能吃幾個熱煎包，喝一碗涼粉，真是莫大的快樂了。
臘月過後就是年關，一寨人照例祭拜祖先。趙家祠堂從四更天就熱鬧起來，人們三五成群來祠堂給一世祖磕頭上香。當年嫁來的媳婦都要穿上繡裙，頭戴各種首飾，邁著小步，恭恭敬敬進入祠堂三拜九叩。這種場合，同時也是各家比新娘子的時候，看誰家媳婦長得俊，舉手投足是否穩重。祠堂裏外都是看熱鬧的人，尤其女人們嘰嘰喳喳，指指戳戳，這對新娘子來說，比新嫁落轎時還要緊張，因為那時沒人比較。寨子大，大年總要娶來二三十個新娘子，這會兒齊集祠堂，裙釵窸窣，環佩叮當，一個比著一個鮮亮。這位臉蛋好，那個身材長，這位奶子大，那個腰兒細，讓一寨老小評個夠。有那長相不好的新媳婦，真恨不能尋個地洞鑽進去。
大年初一祭祖拜神，向長輩磕頭，要持續幾天。因為寨子太大，長輩也多，年輕人這家串那家，膝蓋都磕痛了。也有年輕人偷懶，耍個滑頭。近門的石頭哥每年大年初一，半夜就起床，然後挨家跑。那時長輩已睡覺，尚未起床，石頭哥在黑漆漆的院子裏大叫一聲：“二爺，我給您拜年啦！”老人被驚醒，聽出是石頭，忙應道：“不磕頭了，來了就算。屋裏坐。”石頭稍一停又叫：“二爺，我磕過頭啦，再去別家轉轉！”他其實沒磕頭，反正老人也看不見。石頭轉半個寨子，膝蓋上還是幹淨的。
鄉村祭神，情況就複雜多了。除了各家都要祭的灶君，堂屋裏供奉的神各不一樣，有老天爺張玉皇、有觀音、有呂洞賓、有關二爺。我家供奉的卻是華佗，稱華祖。我家供華祖是有緣由的。聽奶奶說，我父親小時候和二爺家的叔父鑽進一個紅芋窖玩耍，窖頂突然塌落，把兩人埋進地窖，而外頭卻無人知道。過了幾個時辰，該吃飯了，家人喊不到他們，到處尋找，後來才發現這座塌落的廢地窖。下頭沒什麼動靜，隻見塌落的鮮土厚厚地覆蓋在上頭，家裏人試著往下扒，一直扒了幾尺深，果然扒出一個人來，是叔父，還活著。叔父一臉一頭都是土，抹抹臉說：“我哥還在裏頭。”家人趕忙又往下扒，終於把父親扒出來，居然毫發無損，隻是變成了土人。這真是個奇跡！兩人在土裏埋了幾個時辰，竟然沒有悶死。事後兩人都說，窖頂一塌，就見一黃衣人躍進來，用雙手撐住窖頂，護住他們，才沒有壓死。大家聽了都覺奇怪，這黃衣人是什麼人呢？莫不是神仙相救。猛然想到附近有座華祖廟，華祖就是一身黃衣，忙跑去看，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隻見華祖塑像上泥土斑斑，汗珠點點，分明就是華祖顯靈救了兩個孩子。大家趕忙向華祖跪拜，為他拂淨泥土和汗水，備了供果，再拜感謝救命之恩。從此，我家就把華祖像請回家中，四時祭拜。我自幼多病，華祖又是因醫道高明而被民間奉為神靈的，每到過年祭拜華祖，我都要跟奶奶和母親一塊磕頭。奶奶年輕時從高處摔下來成了癱瘓，和爺爺叔叔住在別處。每年大年初一五更天，她都要拄著一條方凳，拖著兩條癱腿，爬行一樣來到我家，為華祖上香磕頭，為兒子還有孫子祈禱。奶奶沒給過我什麼東西，但僅憑這一點，我會記住她一輩子。
上小學四年級時，學校搬了一次家，在一家地主的院子裏。這時校長老師都已經換了，馬老師也已調走。馬老師走時，村長和好多學生家長都請他吃飯喝酒的。新來的校長姓韓，是個南方人，好說好笑，從來不打罵學生。但他喜歡學寨子裏婦女罵小偷，誰家東西被人偷了，婦女就會罵街，拖長了嗓音像唱歌一樣。韓校長聽了好玩，就在校園裏小聲學，讓學生聽到了，大家都偷偷笑。
韓校長極有事業心，由他一力促成，初小變成完小，並從1959年春天開始籌建新學校。那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頭一年。那一年，全寨餓死上百口人，新學校卻奇跡般地當年建成。校址在寨東南角古寨牆下，就是我們常放風箏的地方。建校舍是村裏人籌的錢和磚瓦木料，上級也撥了一點錢。學生從五裏外的窯場運磚瓦，用肩扛或用扁擔抬，磨得手膀流血，大家都很賣力。學校既成完小，就增加了五六年級，周圍村莊的孩子都來上學，計有三百多學生，規模也大了。
條件依然很艱苦，教室沒有門窗，隻有幾個洞。刮風下雨的天氣，滿教室呼隆呼隆響。一到四年級的教室都是泥台子，五六年級才有借來的棺材板做課桌，板凳由學生自帶。男女廁所是在古寨牆上挖出的兩個洞，旁有十幾株古紫藤掩襯，倒也十分幽雅。籃球場隻有一個用鐵絲擰成的框圈，拴在一棵柳樹上。盡管如此，我們畢竟有自己的校舍了。老師已有七八位，學生三四百人，排隊上操開步走：“一、二、三、四！”喊得震天響，引得一村人看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