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老師您好！您是我省的著名作家，您和您的作品早已被廣大讀者所熟知。聽說您出生在農村，當過回鄉知青，做過營業員，還差點兒接了老支書的班；還聽說您出生的那個村落非常有意思。在您的小說《祖先的墳》裏，不難看到您從前生活的影子，能跟我們談談這些故事嗎？
我老家的寨子在江蘇西北角的豐縣，那裏是四省交界處。這個村落大概已有六百多年的曆史了，就像個古城堡一樣，全寨的四千多個人，基本上都姓趙。我的整個童年時代都是在那裏度過的。十三歲時，我考上了縣城中學，一直讀到1966年，屬於六七屆高中畢業生。“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屬於回鄉知青，回了老家，先在公社供銷社的布櫃上當了三個月賣布的營業員，後來，公社負責人嫌我們大隊“革命委員會”的老書記年齡比較大，身體也不好，想叫他退休，讓我接老支書的班。不過我在家隻幹了一年農活，1971年就調到縣裏搞通訊報道去了。
聽說您所在的那個村子非常大，從村前走到村後有一公裏。
應該有。它是一個方形的古寨，基本上是四方的，寨子的四麵以前都有寨牆，寨牆很高，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時還殘存了幾堵，我們曾經常爬上去放風箏、射箭、做遊戲。
每次回去探親時，到了村口就不敢再坐在車上了，這是為什麼哪？
因為我們趙家是個大家族，全村人都有血緣關係。當然這個家族裏也有不同的分支，我所屬的那個分支是本村的旺“族”，這一“族”人繁衍得比較快，所以我在我們村裏隻能算是個晚輩。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有個同村同班又同齡的同學，但是竟長了我六輩，可見我的輩分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一進了村，遇到的基本上全是長輩。我要是坐車進村，肯定就不合適了。無論是誰，無論在外麵做了什麼事，隻要一回到老家，該當孫子還得當孫子。而且在我們的寨子裏，家族觀念特別重，特別講究輩分。
從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您很喜愛曆史。據說您的曆史啟蒙“老師”是村子裏麵的一個地主老太太，是這樣的嗎？
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就是她。是她給我講了許多曆史故事。她是那種小家碧玉式的人物，很有修養，談吐文雅，人也非常善良。因為我們都是同村同姓，雖說她已被劃為了地主，但是整個家族都沒有把她當成“階級敵人”，也沒有把她和“階級鬥爭”聯係在一起，所以，我們從小就愛上她家去聽她講故事。她講故事的地方就在她家的灶窩裏，也就是廚房。在北方農村，灶窩就是一個大鍋灶，爐灶後麵有很多柴火，冬天時呆在那裏很暖和。她說故事時愛吸一隻長長的大煙袋，我們就不停地給她點煙。她講的故事確實非常有趣，現在回憶起來，對我一生的影響都很大。開始她講的是什麼《紅樓夢》啊、《蘇武牧羊》啊，我們並不太感興趣，因為這些故事情節簡單了點。後來她就講一些情節複雜的，比如《海瑞斷官司》《薛仁貴征東》，這些故事非常富有傳奇色彩，而且每一個故事，可以連講好幾個月，非常讓人入迷。
那時候您有多大？您離開老家以後，還跟那位老太太有聯係嗎？
我大概是從五六歲起開始聽她講故事的。老太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經去世了。她去世的時候我家還沒搬來南京，還在縣城裏住著。當時我雖然已經調到省城來了，但是還在地方上掛職，住在縣裏體驗生活。不過我一回老家就去看望她。她對我一直也非常關注，因為她是一直看著我長大的。她聽說我在創作上取得了某些成績，也非常高興。
父親去世的時候，您還在北京大學讀書，據說您聽到這個噩耗後，曾經一度有過放棄上大學的念頭。那時候，你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在心態上、思想上和年齡上都已經相當成熟，可是為什麼還會有那樣的衝動呢？能和我們聊聊您的父親嗎？
雖然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是我覺得人的一生中，父母應該是永遠的老師、永遠的精神寄托和精神依靠。父母的一生對我的影響非常巨大。盡管在我的人生曆程中，很多人都曾經對我的生活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對我的前途和命運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首先還是我的父母。我的父親是1986年去世的。他生前對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心裏並不太樂意。他曾經對我的妻子說，本夫都這麼大歲數了，還上什麼學啊？不過這句話他從來沒跟我講過。因為他覺得，我要是因為他的緣故而不去上學了，心裏一定會很難過。所以後來他幹脆什麼也不說。當妻子告訴我他不樂意我上北大的事後，我就立即下鄉去看他。第二天我走的時候，他一直把我送到了縣裏。晚上，爺倆坐在我家院子裏的小板凳上，抽煙、聊天。說是聊天，實際上也是有一搭無一搭。那天晚上我的感覺非常不好，就好像是父子倆在生死訣別。那種氛圍，使我的心裏非常壓抑。一個晚上，爺倆也沒說幾句話。其實這時我的父親已經患了重病，癌細胞已經擴散了，但是他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因為他一直都在幹著農活，身體非常好。但是那天晚上我的預感非常不好，也許他也有著某種預感，一種來自生命本能的預感，來自對兒子的依戀和留戀。第二天我從徐州坐火車去北京的時候，一路上就回憶著他的一生，一路回憶一路流淚。因為父親從十三歲起就挑著擔子做起了小生意，在蘇魯豫皖四省交界的地方，一跑就是十幾個縣，有時候十幾天、二十幾天都回不來，受了很多的罪，苦苦地把這個家庭支撐著，還供養我上學，這是多麼的不容易！我到了北京以後，也是心驚肉跳，有時候樓道裏誰接電話時跑得急了一點，我就會突然坐起來，生怕家裏傳來了什麼壞消息。果然有一天，我接到了家裏的電報，隻兩個字：“速歸”。我立刻意識到父親出事了，趕緊買了火車票連夜趕回家。回到家後，得知父親真的被確診為癌症後期，這對我的打擊非常大，連忙帶他到南京的鼓樓醫院和腫瘤醫院來看病。腫瘤醫院說我父親的癌細胞已經擴散了。我更加傷心，拿著錢居然沒有地方好花！當時陪父親來看病的還有我的夫人和我的姐夫，我在飯店裏花了五六百塊錢，叫了一桌最好的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五六百塊錢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幾千塊錢。當時我的姐夫並不懂我的意思，他說：“父親已經不能吃東西了，你還叫那麼多菜幹什麼？”我說：“我隻是想給他看看。”因為作為兒子的我，已經沒有任何辦法來表達這種即將生離死別的心情了！第二天我不甘心，又帶他去了上海。可是上海的醫院還是不肯給治。後來，我隻好從那裏背了兩蛇皮袋的中草藥回來。回來以後，大概也就十六七天，父親就去世了。這件事對我的打擊非常大，就覺得頭上的一層天忽然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