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作協、江蘇省作家協會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舉辦的我省作家趙本夫《地母》三部曲最後一卷《無土時代》研討會在京舉行，小說通過一組行為怪誕的人物群像，表現了現代文明急劇擴張所帶來的畸形物質繁榮與人性畸變，趙本夫因其特有的土地情懷和深切的現代憂思而被評論家譽為“時代的見證者”、“土地的代言人”。記者與趙本夫對話，話題圍繞大地意識展開。我們探討的話題是，在如今這個時代，一個作家如何堅守深沉而溫暖的土地情懷，創造傳統而開放的文學精神。
決定一個作家能走多遠，是他的思想與精神
記者（以下簡稱“記”）：提起趙本夫，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比較嚴肅，很多時候顯得落落寡歡，您以為您是一個“孤獨”的作家嗎？
趙本夫（以下簡稱“趙”）：很多人說我“一臉的舊社會”、經常處於“迷離狀態”。我出生在徐州豐縣，那是一塊非常特殊的土地，傳統文化的氛圍非常濃，不過，我的祖輩在那塊土地上經曆了太多的掙紮、困頓，解放前多次遭受土匪的綁票、勒索，我的家族一直是在動蕩的生活中走過來的。我常常說，我沒有童年，小時候聽到了太多這樣的故事，很沉很重，慢慢地，感染了自己的情緒和氣質，似乎是一種“憂鬱症”。不過，這種孤獨感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享受，有時，創作需要這種孤獨感。平時，“朋友好得沒有來往”是我的真實寫照，有朋友同住南京，甚至一年不見麵，偶爾想起來，見麵就是一杯茶，大家麵對麵坐著，也沒什麼話，但惺惺相惜。我的好朋友朱蘇進有這樣一句話：“可以忍受你的不對，但不能忍受你沒智慧。”因而，友情的底色，恰恰是建立在互相的理解與默契的基礎上。有時，兩個孤獨的人坐在一起，即使不說話，精神卻是豐盈的。
記：聽說您曾多次隻身一人到大西北采風，從美麗婉約的江南來到粗獷蒼涼的西北，您最大的觸動是什麼？
趙：江南缺少“空地”，我們都生活在“溫柔鄉”中，隻有在邊疆那一片曠野之中，才能真正找到生命的感動與震撼。2005年，2006年，我曾經三次去西北，前後五個多月的時間。那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風景，空曠、貧窮、厚道，我住在農民家裏，一杯奶茶、一塊大餅，生活很簡單，但內裏卻很厚重。為了真正理解大西北的風土人情，我一般不跟當地作協聯係，不看景點，不住大賓館，除了步行，交通工具就是大巴、中巴、拖拉機、摩托車，有時等不到車，來輛毛驢車，打個招呼就坐上去了。那一次，我站在明長城上看塞外，隻見一片莽莽蒼蒼，那個時候，我感覺自己才真正地在和自然對話，和曆史對話。就這樣，我一路走著，一路感受著。
記：置身這樣的環境，一種什麼樣的情懷感動著您？
趙：是那種地老天荒的感覺。一個人走著，沒人了，突然發現又有人了。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上演著不同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智慧。有時候，深夜經過一個村莊，聽不到一絲聲音，月亮掛在天上，山的輪廓線比白天還要流暢，像水墨畫一樣，濃鬱、蒼涼、綿長，你的內心會產生一種無法言表的感動，這是在喧鬧的都市你永遠無法找到的博大與寧靜。
記：對一個作家來說，這種孤獨感意味著什麼？
趙：孤獨意味著獨特。孤獨感對一個作家而言是必需的。就創作而言，布局、節奏、語言等都隻是技巧，每一個作家都可能做得不錯，但決定一個作家能夠走多遠，卻並不是這些技術層麵的東西，而是一個作家的思想、精神。從一定意義上說，孤獨感恰恰意味著生命個體的汪洋恣肆，決定著作品的豐富性和思想的深度。
不管怎麼“炒”，文學本身是質樸的、嚴肅的
記：不少年輕作家認為，作家深入生活已是一種過時的說法，一個作家的生活經曆已足夠他創作，您怎麼看？
趙：我一直認為，文學並不是文學本身，是社會科學、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的綜合。一個作家不一定是哪方麵的專家，但對生活一定有自己獨特的感受和理解。我不大相信“我十幾年的生活內容就夠了”這樣的說法。對一個作家來說，僅有個人生活經曆還不夠，還要增加你的人生閱曆，對曆史的感知，對國內國際的關注等，這些不一定是你要寫作的內容，但有了這些，你的寫作才能更為豐富、深刻，否則，沒有視野，再多也隻是個人的庭院文化。假使我們把個人的生活經曆比作數字“1”，生活閱曆比作數字“2”和“3”，如果一組合，“123”、“213”、“321”，就會有無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