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現在是全民寫作的時代，網絡博客遍地開花，似乎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而文學卻有了式微的趨勢，對此您感到擔憂嗎？
趙：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全民閱讀的年代，現在是全民寫作的年代，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大家都可以寫作，雖然不一定是文學，但對文學創作是有好處的。說到文學的式微，我覺得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回到了它真實的位置，而八十年代一篇小說紅遍全國的現象，反而是不正常的。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思潮流派眾多，有些作家還因為自己沒有被評論界歸入某一流派而不滿，現在作家的創作更加多元化了，一些所謂的“思潮”已成為“過去式”。說到底，文學創作最怕紮堆，類型化，就連作家個體，也要避免不斷重複過去的類型化寫作。
記：商業社會，很多作家主動或者被動地走向了市場，您怎麼看文學與市場的關係？
趙：文學與市場沒有必然的聯係，但接觸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說，作家與影視業的接觸，一個作家把小說版權交給了製片方，那就讓他改好了。文學與影視是有區別的，能搞影視的，不一定是好作家，一個好作家，也不一定能夠把影視搞好。作家通過影視增加收入，這是一個好事情，但作家不能單純為了這個，包括單純為市場、為名利寫作，那最終會扼殺一個作家，在這方麵，很多作家是清醒的。說到目前出版業的一些過度包裝與炒作，我認為這是一種企業行為，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錦上添花當然是好事，至於“繡花枕頭”，自然也會露餡。不管怎麼炒，文學本身是質樸的，嚴肅的。
當人類把土地當做財富，悲劇就產生了
記：您的《地母》三部曲關注的都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尤其是《無土時代》，花了您十年時間，評論家認為其重要價值在於它把土地作為了我們進行現代化反思的一個重要立足點。您為什麼會對這樣一種題材感興趣？
趙：大自然有很多神秘、玄機的東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我看了三遍《中國通史》，兩遍《世界曆史》，發現大凡帝王爭霸戰爭，總與地域、疆界緊密相連。人類把大地當做財富的時候，悲劇就發生了，隻有當成母親，人類才會真正熱愛大地。
1985年，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沿著黃河一路前行，那是一個幾千裏的壯舉。在河南境內，我站在黃河大堤上，那種感覺無以言表。看遠處一個農民正在耕地，我突然非常感慨，這塊土地，一代代人匆匆而過，誰想真正占有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可悲的，隻有土地是永恒的。那一刻，我的思路突然打開，有一個強烈的念頭冒出來，我要寫一部大作品，探討人與大地的關係。
我的地母三部曲，是一脈相承的，第一部《黑螞蟻藍眼睛》反映文明的斷裂，第二部《天地月亮地》反映文明的重建悲劇，第三部《無土時代》則是文明的追問，前後曆時二十三年。
記：通過這些年的思考，您對文明有了一種什麼樣的新認識？
趙：說到底，文明是一種秩序，文學要反映的是個體在這種秩序麵前的困惑與掙紮。說到底，人的私心、欲望是反不掉的。
我們現在常常在反思人類進步的真正意義。比如說，秋天的落葉，本是自然界中最絢爛、壯美的一部分，但在城市中，每逢落葉，環衛工人一定要及時清掃，街道一定要幹幹淨淨，不過，就在這種幹幹淨淨麵前，我們是不是失去了什麼呢？再比如說，城市中，很多草坪都引進了美國草，不管符合不符合一個城市的個性和自然特色，一律的生硬、冷漠，無法親近，也沒有了昆蟲、蝴蝶、翩躚的飛鳥，死氣沉沉，這種“漂亮”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現在的物質已經非常豐富了，走在巨大的超市、商場中，商品琳琅滿目，但我們是否有過反思，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必需的嗎？反過來想一想，其實，簡單、簡約可能更是我們生活的本質，也是我們生命真正的營養。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我們的欲望太過膨脹，我們向自然索取得太多，卻常常不知道人類為此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