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一個周末，倉庫門前開來了三輛加長的大卡車，梁主任他們把辦公桌、文件櫃、書籍從倉庫搬到卡車上。報刊、文件和信箋飄落一地，不時有墨水瓶和玻璃杯掉下，破碎。有人清理抽屜，把沒價值的紙張拋起來，有人在拆電話線，有人在摘板壁上的獎狀，有人把文件攏在角落點了一把火，倉庫裏頓時冒起一股紙煙。那些廢棄的紙張慢慢地從倉庫延伸到門口，延伸到卡車的後輪，像是鋪出來的地毯。辦公用具搬完了，人們陸續爬上車去。梁主任和那個禿頂的男人摘下門口的招牌，丟到卡車上。卡車同時啟動，黑色的尾氣掀起了片片白紙。梁主任把一串鑰匙重重地拍到我手上：“倉庫就算正式還給你了。”我說：“謝謝。”
三輛卡車排成縱隊拐上鐵馬東路，一兩片紙從車上飄下，在馬路上起伏，慢慢地飄高，高到樹那麼高就狂扭。一陣風刮來，抬起我腳下的紙片。我轉身跑進倉庫，把角落裏的火踩滅。這時，風越刮越大，整個倉庫裏紙片飛舞，一直飛到檁條上。我看見我媽在紙片裏飄，看見妹妹曾芳在紙片裏玩肥皂泡，看見那隻叫“小池”的狗在紙片裏奔跑。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刷刷地流了出來。真不好意思，我都那麼大的人了，都快成富翁了，還像小孩那樣哭鼻子。
連續幾晚，我在床上滾來滾去，蓋被子覺得熱，不蓋又覺得冷，開窗嫌外麵的聲音吵，關窗又覺得悶，反正，總之，順手一抓，就可以抓到一大把失眠的理由，弄得自己都害怕見那張新床。於是，每天下班之後，我就躲到倉庫裏，灑水、掃地，清理那些廢舊物品，把自己折騰得全身疲軟。幾天之後，倉庫的地板掃幹淨了，我擺了一個木工架，提著斧頭、鋸子、刨刀、墨尺，開始修理歪斜的門窗。十幾扇原來關不嚴的窗門，被正了過來，原先腐爛的木框換上了新木條，碎了的玻璃一一補上，鏽了的活頁也換成新的。盡管這樣，還有幾扇窗門在開或者關的時候會發出嘎嘎聲，我買了一瓶潤滑油，點在它們發出響聲的地方，直到它們再也沒有聲音。關上所有的窗門，那些新補上去的木條特別白，特別紮眼，就像舊衣服上的補丁。我一咬牙，又從我爸的存折裏取了一點錢，買了五桶綠色的油漆，把窗戶和門板裏外全部刷了一遍。這樣，倉庫就像個剛提拔的廳級幹部，忽然抖了起來，連衣著和表情都變了。
沒了倉庫的折騰，我的精力又多得沒地方用，整晚就睡在床上開小差，睡得腦子活了，皮膚木了，再也不想睡了。一天深夜，我爬起來，實在沒地方可去，就去看倉庫。一對男女正在倉庫的角落裏幹那種事，他們聽到響聲，看見燈光，立即爬起來，蜷縮在牆根下，把手遮在眼鼻處，全身像裝了發動機那樣顫抖。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對沒有單獨房間的民工，我把燈全部熄滅，蹲到門外，騰出地點和時間讓他們把事情做完。但是，我抽了三支煙，也沒看見他們出來，以為他們抽風了或者疲勞過度，便走進去重新開燈。人不見了，後牆的一扇窗門敞開著，一個窗格子是空的，牆根下全是碎玻璃，原來他們是打碎玻璃從窗口爬進來的。我不僅沒聽到一聲“謝謝”，還賠了一塊玻璃。第二天，我把那塊玻璃補上，在舞台安了一張床，把閣樓上的用品全部搬下來，夜晚就睡在倉庫裏。很奇怪，那個晚上我像吃了大劑量的安眠藥，隻幾分鍾就把失眠拋到了窗外，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早上醒來，我看見剛剛補上的那塊玻璃又碎了，碎玻璃上放著一籃粽子，粽子上壓著一張紙條，紙條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