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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一個周末,倉庫門前開來了三輛加長的大卡車,梁主任他們把辦公桌、文件櫃、書籍從倉庫搬到卡車上。報刊、文件和信箋飄落一地,不時有墨水瓶和玻璃杯掉下,破碎。有人清理抽屜,把沒價值的紙張拋起來,有人在拆電話線,有人在摘板壁上的獎狀,有人把文件攏在角落點了一把火,倉庫裏頓時冒起一股紙煙。那些廢棄的紙張慢慢地從倉庫延伸到門口,延伸到卡車的後輪,像是鋪出來的地毯。辦公用具搬完了,人們陸續爬上車去。梁主任和那個禿頂的男人摘下門口的招牌,丟到卡車上。卡車同時啟動,黑色的尾氣掀起了片片白紙。梁主任把一串鑰匙重重地拍到我手上:“倉庫就算正式還給你了。”我說:“謝謝。”

三輛卡車排成縱隊拐上鐵馬東路,一兩片紙從車上飄下,在馬路上起伏,慢慢地飄高,高到樹那麼高就狂扭。一陣風刮來,抬起我腳下的紙片。我轉身跑進倉庫,把角落裏的火踩滅。這時,風越刮越大,整個倉庫裏紙片飛舞,一直飛到檁條上。我看見我媽在紙片裏飄,看見妹妹曾芳在紙片裏玩肥皂泡,看見那隻叫“小池”的狗在紙片裏奔跑。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刷刷地流了出來。真不好意思,我都那麼大的人了,都快成富翁了,還像小孩那樣哭鼻子。

連續幾晚,我在床上滾來滾去,蓋被子覺得熱,不蓋又覺得冷,開窗嫌外麵的聲音吵,關窗又覺得悶,反正,總之,順手一抓,就可以抓到一大把失眠的理由,弄得自己都害怕見那張新床。於是,每天下班之後,我就躲到倉庫裏,灑水、掃地,清理那些廢舊物品,把自己折騰得全身疲軟。幾天之後,倉庫的地板掃幹淨了,我擺了一個木工架,提著斧頭、鋸子、刨刀、墨尺,開始修理歪斜的門窗。十幾扇原來關不嚴的窗門,被正了過來,原先腐爛的木框換上了新木條,碎了的玻璃一一補上,鏽了的活頁也換成新的。盡管這樣,還有幾扇窗門在開或者關的時候會發出嘎嘎聲,我買了一瓶潤滑油,點在它們發出響聲的地方,直到它們再也沒有聲音。關上所有的窗門,那些新補上去的木條特別白,特別紮眼,就像舊衣服上的補丁。我一咬牙,又從我爸的存折裏取了一點錢,買了五桶綠色的油漆,把窗戶和門板裏外全部刷了一遍。這樣,倉庫就像個剛提拔的廳級幹部,忽然抖了起來,連衣著和表情都變了。

沒了倉庫的折騰,我的精力又多得沒地方用,整晚就睡在床上開小差,睡得腦子活了,皮膚木了,再也不想睡了。一天深夜,我爬起來,實在沒地方可去,就去看倉庫。一對男女正在倉庫的角落裏幹那種事,他們聽到響聲,看見燈光,立即爬起來,蜷縮在牆根下,把手遮在眼鼻處,全身像裝了發動機那樣顫抖。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對沒有單獨房間的民工,我把燈全部熄滅,蹲到門外,騰出地點和時間讓他們把事情做完。但是,我抽了三支煙,也沒看見他們出來,以為他們抽風了或者疲勞過度,便走進去重新開燈。人不見了,後牆的一扇窗門敞開著,一個窗格子是空的,牆根下全是碎玻璃,原來他們是打碎玻璃從窗口爬進來的。我不僅沒聽到一聲“謝謝”,還賠了一塊玻璃。第二天,我把那塊玻璃補上,在舞台安了一張床,把閣樓上的用品全部搬下來,夜晚就睡在倉庫裏。很奇怪,那個晚上我像吃了大劑量的安眠藥,隻幾分鍾就把失眠拋到了窗外,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早上醒來,我看見剛剛補上的那塊玻璃又碎了,碎玻璃上放著一籃粽子,粽子上壓著一張紙條,紙條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