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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和子女教育是兩座大山：外地工人比當地人工人差在哪裏
在台資廠打工和在這家德資廠感受非常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這家德資廠大部分員工都是蘇州當地人。這些老員工在這裏工作幾年到十幾年不等。我對這些老員工的印象是：工作熟練、彼此熟悉、安心工作，可以自由地嬉笑怒罵。
很明顯，外地來的打工者流動性是非常大的，我進廠的那天我們十幾個人的產線就有4個新人，而老員工中沒有一個是外地人。
那麼，為什麼蘇州當地人可以安心、甚至“快樂”地工作，而外地打工者卻無奈地流動？外地工人比當地人工人差在哪？其實區別就是：（1）子女入學；（2）住房。當地人大都有原有住房，或者依靠父母而擁有住房，子女可以上公立學校，享受義務教育。
反推一下，如果外地人的子女在蘇州入學有保障，而且社會提供打工者可以負擔得起的住房或者廉租房，那麼外地人就不會去“流動”了。
工人“同意”了資本文化 － 內化壓迫和壓迫傳遞
在工廠裏，工人的數量占大多數，無論資本家和管理人員如何地貶低工人，他／她們必須依靠工人的勞動。他／她們對工人的領導權不是通過“消滅”工人，而是通過獲得工人的“同意”。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
價值觀上同意。壓迫的傳遞者和被壓迫者似乎都認同這樣一個道理：老板花錢雇人，那麼受雇傭者就必須接受一切。受雇傭者不受尊重，因為能用錢買到的就隻是“東西”。我對德資廠工作的車間有椅子有踏板覺得非常好，但是我被告知下個月就必須站著工作了。當我提出疑問的時候，線長和老員工都說：“生產需要，那有什麼辦法！”在台資廠的時候，當我和一位在同一條線上的學生工抱怨站12個小時太累的時候，她說：“上班就得這樣，回宿舍才能休息。”也就是說，從雇主到受雇傭者都認同：因為雇主購買了雇傭勞動，因而購買了在工作期間處置工人的權力。就如同購買了商品，從而有權處置這件東西差不多。
行動上代理。被壓迫者很可悲的一種狀態是，雖然自己也是被壓迫者，但是卻成為了壓迫者的“代理人”，進一步去壓迫其他的被壓迫者。這種狀態有不同的形式。一種是正式的“代理人”：這包括工廠中的各層管理人員。當然，底層打工者接觸最多的是底層管理人員，如班組長和線長。還有就是非正式的“代理人”：雖然自己也是普通的底層員工，但是卻自覺、不自覺地把壓迫和控製的思想體現在日常的行為中，包括：老員工欺負新員工、本地員工欺負外地員工、一個崗位的員工欺負另一個崗位的員工，等等。這樣的壓迫傳遞大大節省了資本家的管理成本。並且由於員工的分化和疏離，使得資本家的控製力量非常強大，而員工雖然人數眾多卻一盤散沙。我在台資廠體會到的壓迫傳遞來自：車間主任、線長、線上的個別老員工。我在德資廠體會到的壓迫傳遞來自：線長、線上大部分的當地員工；還有我們線上員工對餐廳員工的斥責和不尊重。
價值觀內化。工人“同意”資本邏輯這種現狀讓為打工者爭取權益的人們深感悲觀和失望。工人受到了壓迫，但是不僅不與壓迫者做鬥爭，反而去壓迫其他工人，這讓人看不到希望。弗萊雷這樣解釋這種情況，被壓迫者受到壓迫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一定是反抗，而是“幾乎總是想讓自己成為壓迫者，或‘次壓迫者’……被壓迫者采取了‘依附’壓迫者的態度。……這並不意味著被壓迫者不知道他們被踐踏……（隻是這個時候）被壓迫者一方渴望的不是解放，而是認同壓迫者一方。”內化壓迫文化是對被壓迫者最深重的傷害和壓迫，這也是資本／工廠文化蓄意實現的目標，工人在這種文化下被程序化了，遵循壓迫者的旨意行事。
在這種情況下，其實“資產階級文化不再是一種純粹的‘資產階級’文化，它成為了一種從階級錨地去來到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動態的聯合……”。也就是說，當工人群體“同意”並且去“落實” 資產階級的文化的時候，我們就不能說這文化就隻是屬於資產階級了。
工廠的壓迫文化的具體表現
工人並不是主動就“同意”了資本的壓迫文化的。工廠是通過製訂各種各樣的製度、特別是通過製造各種各樣的氛圍來達到工人很難反抗、隻好服從這樣的目的的。這些彌漫在車間裏的氣氛讓人非常的壓抑、非常受傷害，但是製度和氛圍對個體造成了一種無法言說和難以抗拒的狀態。我進廠體驗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具體地看到這些具體的表現，讓我可以理解工人為何倍感壓抑卻難以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