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詢問的權力：“服從”是壓迫文化下對受壓迫者的要求。服從的最典型的表現是：壓迫者或者壓迫傳遞者說什麼就是什麼。在這樣的氣氛下，不僅不可以質疑，詢問都成了“異樣”的情況。比如，當我對如何計算工時進行詢問的時候，線長抵製並且變相的拒絕回答，其他人露出詫異的目光。再比如，我對工位上的簡單工作的任何一點兒觀察和思考都被看做是“異端”和沒有必要。這些看似簡單的“禁止”，卻造就了一種彌漫的壓迫氣氛。
人不如產品重要：這一點我在台資和德資工廠都有體會。但是在台資工廠的體會要深得多。在台資工廠，機器和操作幾乎不考慮安全隱患；而且有害的藥水也是大張旗鼓地使用；帶手套或者指套是為了保護產品，而不是為了對員工的勞動保護。在德資廠，我做過一個壓床工位，為了防止工傷，隻有兩隻手在兩邊同時按下按鈕，壓床才開始下壓（我偷偷嚐試了一下，如果隻按一個按鈕，真的不會啟動）。而且，每個涉及到夾壓的動作都有把手，從而保證手和機器的距離（我上麵講到我差點兒壓到我的手指，是因為線長為了提高速度不提示我安全操作造成的，而不是技術設計的問題）。在德資廠讓我體會到人不如產品重要的是我用拇指壓插片到產品裏的那個操作。我覺得技術上隻要考慮到一點兒保護措施就可以。
個人承擔後果：前麵王美麗的故事裏，美麗是重慶富士康的一名全技員，需要管理一種重要物料，一張是800塊錢，如果損壞了的話就要由她賠償。美麗感覺心情特別緊張、壓力特別大，但是她認為企業都是這樣，很正常，沒法改變。資本家會去核算所有的成本，唯獨不理會工人所承受的身體和心理的壓力，認為這些都是工人個人的事情，出了問題也是個人承擔後果。在工人那邊，工人一方麵覺得壓力很大、很痛苦；另一方麵好像又覺得這合理，因為本來就應該誰弄壞誰負責。這反映了資本邏輯的非人性化，把人當做機器一樣來對待。機器也有疲勞和出廢品的時候，但是卻不允許工人有絲毫的怠慢，看來對待人其實還不如對待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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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忽視“柔軟”的文化的強大力量
從找工作到在車間工作，我感覺這一路受盡屈辱：在人力資源公司找工作的時候還可以，工作人員還是會盡力幫助介紹工作；拉去麵試的時候被塞在車裏感覺像是麻袋包；體檢時，被醫生呼來嗬去，也沒有個人隱私；填合同時，人力資源公司的工作人員態度惡劣，好像我們是一群白癡；在產線上，任何老員工都可以嗬斥新員工。我認為所有這些受屈辱的感受都會沉積在心裏，而每個工友如何去處理這樣的沉積卻不一定。
我和工友對在工廠工作所體會到的痛苦和壓迫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對這些痛苦和壓迫的認識卻有差別。最大的一個差別是，多數工友認為這一切是自然的，最常用的形容詞是“就是那樣！”。我發現工友有意無意地拒絕用正確或者錯誤這樣的價值判斷去形容那種狀態。我估計，如果用了那樣的判斷就把自己逼到了一種道德選擇的境地，如果是錯誤的，那麼自己每天接受一種錯誤的對待，讓自己難以麵對。與其讓自己去審判，還不如讓自己去順應，而且不去思索地順應。而對於我來講，工廠文化所表現出來的一切都是一種精心設計，有時候顯得那麼的按章辦事，有時候又顯得好似漫不經心。弗萊雷論述道： “文化行動始終是一種係統的蓄意的行動。它作用於社會結構，不管目的是為了維護此結構還是想改造此結構。作為一種係統的蓄意的行動，一切文化行動都有它的理論來決定其目標並因而確定其方法。”認識到壓迫文化這種“蓄意性”是很重要的，否則，我們就進入了一種 “溫水煮青蛙”的狀態，或者進入到魯迅說的“醉蝦”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