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程勇芳見過兩麵。2010年的11月，我的一位朋友幫我找她在東莞打工的老鄉做訪談對象。當時我在東莞訪談了10多位老家在貴州遵義的工友，多數有了孩子的工友都把孩子們放在了老家，我很想訪談一位帶著孩子在外打工的女性，這才找到了程勇芳。11月11日傍晚，我、我朋友和我一個同事請程勇芳吃晚飯。她帶著她5歲多的兒子一起過來。她兒子看起來非常聰明，同時也非常活躍，因為她兒子總是打擾，我和程勇芳很難說幾句完整的話，後來我同事把她兒子帶出去玩了一陣兒，我們的訪談才進展了下去。在我們的交談中，遇到有些話題的時候，程勇芳往往會欲言又止。
2013年12月1日，我和朋友一起回訪了程勇芳。3年未曾見麵，我們見麵時感覺像老朋友一樣親近。上次見她，感覺她瘦瘦小小、情緒抑鬱；這次見麵，她佩戴著閃亮的珍珠項鏈，穿著高跟鞋，麵色紅暈，神采奕奕的。而且和我們聊天的時候，天真無邪、無話不談。我問她，為什麼3年不見，這次如此活潑開朗。她說：“上次你們過來訪談我的時候，是我最苦悶的時候，死的心都有。和你們聊天以後，我突然意識到，原來社會上還是有人關心我們的，我就開始關注新聞，我後來發現新聞上出現關於‘新工人’稱呼的爭論，我就想，是不是你的書發揮了作用。我就感覺好像生活有了希望一樣。而且兒子也大了。我也沒有那麼累了。”聽了勇芳的話，我真的有種始料不及的感覺，難以相信我3年前一次2個小時的訪談可以有如此長效。果真如此，我心安慰。
訪談地點：東莞市石碣鎮橫窖村
訪談時間：2010年11月11日
家庭背景情況
我叫程勇芳，1974年出生。高中畢業。愛人比我小5歲，他是初中畢業。我們有一個兒子，2006年出生的。
我老公剛進那個廠子的時候，苦得要命，一個月工資不到1500元。今年好一點，剛提拔了，當了管理層。管理層拿死工資。不過他月底就辭工了。準備去東莞塘廈另一個廠。反正是走一步算一步吧。他在這裏找事情做應該問題不大，就是兒子讀書的問題現在有點難解決。如果讀私立學校的話，支付不起。在這裏念書，一個是經濟問題，二是教學質量的問題。
我自己的爸爸媽媽都不在了。家裏人基本上都是各在一方的，也不常聯係。各自都隻能解決溫飽問題，你說還能怎麼樣。長途電話不打還好，一打的話，心裏麵反而不舒服。比如說現在，我聽說我哥被送進瘋人院了，以我現在的經濟情況，回老家一趟就得一、兩千，經濟上根本就沒有條件來回跑。據說我哥哥得精神病是工作上的原因，壓力太大。我估計這種可能性很大，我前年回去的時候就發現他的壓力很大。我哥他40多歲，結婚了，有兩個女兒。
我娘家就是在遵義市城邊上。我們那裏是采礦的嘛，別人都采礦采到錢了，像我們家就沒采到錢。現在我們那裏建高樓大廈。我爸媽死了，我弟弟現在媳婦都沒討到。我弟弟住的房子因為挖礦被挖成危房了，不能住。說可以補給我弟弟新房，但是要求我弟弟補七、八萬才可以給新房子。舊房子賠款是按照平方米的，80元錢一個平方，就是越有錢的賠得越多，越窮的，到最後還要掏錢出來才可以有地方住，就是這樣的。我一直都知道各個地方對貧困家庭的政策都會不同的，需要去找一下。我弟弟沒有文化、沒有社交、各方麵都不行，現在連住的地方都成問題。
打工和生活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