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己可以選擇做什麼樣的人嗎？流行歌曲裏會哼哼呀呀地唱：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其實無論是我們去改變世界，還是世界改變我們，人做任何選擇的時候都要付出代價。改變世界的道路非常漫長，而選擇被世界改變卻很容易，但是選擇容易的道路並不意味著痛苦會因此減少。因為改變世界非常困難，所以多數人選擇去適應社會，但是由於適應社會並沒有給我們帶來舒心的生活，可能反而加劇我們的痛苦，因此我們慢慢成為了各種各樣的人。
到底是什麼導致或者決定我們做什麼樣的人呢？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都是複雜的，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會有某個重要因素發揮關鍵作用，而回顧整個生命曆程，會發現各種複雜因素的綜合作用。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會用生命故事的方式來討論文化問題和“做什麼樣的人的問題”的原因。
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會簡單地認為一個人的經濟地位或者階級地位決定了這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一些文化研究的學者批判了這樣的思想方法，“威廉斯摒棄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他認為民主革命和文化變革並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發後果，而是社會整體進程的一部分。”我同意威廉斯的這個看法，但是，生活的經驗也告訴我，經濟地位也許的確不一定決定一個人的思想和看法，但是卻往往決定一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也就是說，也許一個人並不認同一個做法，但是卻由於生存壓力、物質需求等而做與自己的想法相違背的事情。所以，我還是傾向於對一個人整體生活的文化分析。
在這一部分，我講述了三位工友的故事。都是普通的工友，但是他／她們對自己、對工作、對人生的看法很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經濟決定論”或者“地位決定論”，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否認這幾位工人身上的某些共性，這些共性都是社會結構性因素導致的，包括：收入低、工作不穩定、感覺工作壓抑、看不到前途等等；也就是說，在相似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人們一般會有某些類似的生活和工作體驗。這些相似的體驗為何沒有導致相似的思想認識，就是這部分所要討論的內容。
第一次見到張萌是在2012年3月11日。當時張萌是蘇州工友家園的誌願者，積極參加家園的各種活動。我訪談她的時候，第一次見麵雙方感到陌生，她坐得有點兒遠，我說：“幹嘛坐那麼遠！”她立刻把凳子挪到我旁邊，我們可以促膝談心。我當時覺得心裏暖乎乎的，她是那麼真誠和樂於交往。和工友聊天的時候，我主要是傾聽。張萌講她小時候所受的苦難的時候，我們倆個一起哭，幸好沒有人打擾我們，否則我們會覺得尷尬的。後來張萌講到她和她初中同學的“為人們服務”的理想時，我們倆個的心貼得很近，我內心有幸福的感覺，一個受了這麼多苦難的小女孩，懷揣著這麼美好的夢想，然後我有幸遇到她，知道了她的夢想。
第二次見張萌是第一次訪談後的一個星期，我去了她家，她父母非常熱情，堅持去餐廳請我吃飯，我們聊得很好。
第三次見到張萌是2012年的5月份，我和新工人藝術團的同事一起來蘇州演出，同時在家園組織了一次電影討論，張萌過來參加討論。但是因為前一天上夜班，張萌大部分時間趴在那裏睡覺。
第四次見到張萌是2013年3月14日。那段時間我在蘇州一家德資廠打工體驗。因為上晚班，下午3點上班，所以我和張萌約的上午11點一起吃中飯。此次和張萌見麵之前，我已經聽說了她的變化。她已經開始參加那種做直銷的培訓了，這變化對我來說太大了，對我有些不大不小的打擊。一年未見，張萌的世界變了。整理第二次的訪談記錄，再回顧她去年的訪談記錄，讀到她曾經說過的她給她初中8個夥伴打電話，分享遇到蘇州工友家園時的興奮與快樂，我的眼睛不聽話地潮濕了；讀到她說蘇州工友家園的人沒有她現在交往的人（做直銷的和想成為老板的打工者們）積極向上、充滿理想，我的心往下墜。
第五次見到張萌是在2014年6月7日，她從春節後就一直在男友開的店裏幫忙。這一次印象很深的是她給我全麵的講解了直銷的道理和她如果有錢也會去做直銷的想法。2014年6月24日，我和張萌就直銷問題在微信語音上進行了1個多小時的交流，讓我感慨萬千。在下麵的故事中我記錄了我們的部分對話。
訪談時間：2012年3月11日
訪談地點：蘇州工友家園
家庭背景
我1993年出生，老家在安徽省的農村。我念書念到2010年，初中畢業了，然後就直接來蘇州了。我有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哥哥、弟弟。我媽媽40歲；我哥23歲，上大學了；我弟13歲，讀五年級。父母在蘇州，他們在這兒五、六年了。我是今年（2012年）來的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