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浩民讓我看到普通人追求精神健康的可能性
2013年9月24日，在一次工友培訓中，我問學員“你在工廠打工的體會是什麼？”下麵是12名學員的回答：
三點一線、總排隊、沒日沒夜、成了機器人、欺負新員工、找不到戀愛對象、苦、緊張、累、製度苛刻、聽指揮、被代號、被標簽、性騷擾、被當賊看、被當做懶惰的人、被當猴耍、不被當人看、沒有自由、想哭、想家、坐牢、看不到前途、痛苦、絕望、無奈、麻木、被壓迫、被奴役、被歧視。
在現在的工廠環境之下，打工者的身體和精神倍受折磨，很難保持身心健康。也正因為如此，當我在蘇浩民身上看到那種不屈不撓的去保持身心健康的努力時，我感到深受鼓勵，讓我看到一種希望和可能性。正因為人本質上有感知正確的能力，所以我們在受到非人待遇的時候我們會有上述羅列的感受。
弗洛姆是這樣總結什麼是精神健康的人的：“精神健康的人是富於建設精神、沒有異化的人；他與世界友好地聯係在一起，用理性客觀地把握現實；他體驗到自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存在，與此同時，又感到同他人聯係在一起；他不屈從於非理性的權威，而樂於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的權威；隻要活著，他就在不停地自我完善，並且把生命這一贈禮當成他最寶貴的機會。”可以這樣理解“異化”，比如，我們人工作掙錢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說錢本來應該為人服務，但是，擁有財富卻被當成了目標和目的本身，人反而成了錢的奴隸。按照弗洛姆的意思，可以這樣理解理性和非理性權威，理性權威可以用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做比喻，他們利益一致；非理性權威可以用奴隸和奴隸主的關係來做比喻，他們的利益相對立。用弗洛姆的定義來衡量一下我們自己和打工群體，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精神大都處於亞健康狀態，因為一個不健康社會造就不健康的人，但是，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我們去改造自身和改造社會。
當我和同事討論蘇浩民的故事的時候[ 這一段文字是根據2013年12月20日作者和北京工友之家同事的討論總結而成，那天晚上我們機構15名同事一起學習和討論了蘇浩民的故事。]，大家的反應不一，有些同事覺得很有意義，有的同事說：“這個故事沒有什麼好分享的，我一點兒感覺都沒有，我自己的經曆就差不多如此，我周圍的很多工友也如此。”我理解同事的這種反應，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1）講述普通的故事不僅不是沒有意義，而且意義重大。其實對普通人和普遍現象的忽視往往是對窮人和底層民眾邊緣化的一種手段：讓普通人隻對名人、明星、大腕感興趣和崇拜，卻忽視了自己生活的意義。（2）雖然普通人的故事非常重要，但是普通人作為個體的抗爭是非常局限的，最多隻能到依靠《了凡四訓》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讓自己不那麼痛苦而已，但是並不能改變痛苦的生活現實。也正因為如此，普通人應該尋找機會來分享普通人的故事，認識到個體的局限，從而去探索如何在提高自身修養的同時，尋求普通人互助的可能性。（3）從此時的社會現實來講，蘇浩民作為一個普通個體是可貴的，他起碼在經曆了諸多痛苦磨難之後沒有成為社會中的消極分子。更可貴的是，其實我們在工友群體中不乏見到和蘇浩民一樣的人。但是，我們同時必須意識到，在現實麵前，他不一定顯示出積極的力量，比如：遇到有人搶劫的時候，或者遇到工友爭取合法權益的時候，他不一定伸手相助。這是因為，一個人也許有一塊純潔的內心，但是這種純潔已經被社會現實壓縮得越來越小了，很難發揮出力量，個體的美好和力量需要正向的社會環境條件才能發揮出來，而創造這樣的社會環境正是中國麵臨的嚴峻的任務和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