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忘記了曆史，就會看不清楚現實；如果我們無法認清現實，那麼就找不到未來的方向。這適用於我們的社會，也適用於打工群體。機構從發展思路上來講，希望：既要埋頭做事，又要抬頭看路。如果沒有大的方向，那麼糾纏在日常活動中就失去了意義；如果有了大的方向，再繁瑣再辛苦也值得。對方向的認識來源於對曆史的認識和對現實的分析。
2008年5月1日，我們機構創立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我們的博物館希望記錄打工者的曆史、推動打工者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提高、並促進中國工人群體的健康發展。我們的博物館不僅是對曆史的描述，而且是對曆史的解讀、並爭取促進改變曆史，因此它是一個活的博物館。我們的博物館不是拿來主義的博物館，而是一個研究型的博物館，我們用我們的調查研究來解讀曆史和現實。我們的博物館不是一個陳列館，而是一個社會活動場所和社區活動中心，因此，我們博物館和工人、和社區同呼吸共命運。
許多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館長，也是2011年成立的工友之家社區工會的主席。下麵的故事根據2012年11月5日新工人藝術團在無錫巡演期間對許多的訪談整理而成。
訪談時間：2012年11月5日
訪談地點：江蘇無錫
家庭背景：
我1977年3月份出生在浙江省海寧市郭店鎮。我爸1949年出生，我媽1952年出生，我還有一個弟弟，比我小3歲。我父母原來在鎮上的供銷社工作，散夥後在鎮上開了家小飯館。我爺爺解放前開了一家很小的米店。解放後，開始的時候，米店老板自己聯合起來，後來統一到後來的糧站。我爺爺今年（2012年）90多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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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的日子
我上初中的時候語文挺好，理科不好，也許跟老師有關。
按照我的中考成績，我上不了重點高中，我家裏走後門把我送到海寧市高級中學，是市裏的重點高中。我上了高中以後學習成績很差，主要沒有學習興趣。成天去泡錄像廳，一泡一個晚上，或者去打籃球。厭學。到了高三的時候，自己就想，我在幹嗎呀！對學習成績自己有無能為力的感覺，每次成績都很差，的確不知道怎麼學，可能更主要的是沒有興趣和動力，同時也找不到方法。我的語文成績相對要好一點兒。後來分文理科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文科成績考得反而不怎麼樣，就分到理科了。
上高三的一天，教室的錄音機裏放著音樂，我透過窗戶看著窗外的畫麵，我的心被震了一下，好像突然覺得我應該用畫麵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窗外那種畫麵感跟教室裏的氛圍格格不入。那樣的一種觸動讓我覺得我也許找到了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那一刹那我就決定我要做電影導演。我就開始經常逃課，去外麵的圖書館去看相關的書籍。我想專業的成績比文化課也許更重要。藝術類高考的文化課成績要求要低很多。後來，我在學校圖書室看《大眾電影》雜誌，看到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廣告，我給學校打電話谘詢，學校告訴我說，導演係後年才招生。然後，我就想，我可不能考好了，考好了導演係又不招生，上不了導演係怎麼辦。
我感覺自己和環境格格不入，覺得環境都不理解自己。現在我突然找到了方向、價值和目標。而且覺得，如果考上別的大學，然後上班掙錢，好像人生都看到了底一樣。所以就想，我要走一條自主的路。我後來沒有考上大學，家裏讓我去複讀。我說，不行，我要等隔一年再考。家裏找老師做我工作。我那時候性格內向，別人做我工作，我基本不說話的。
打工經曆
做建築
1996年高中畢業，家裏就決定讓我去打工，吃吃苦。 我父母讓一個熟人帶我去他的建築工地打工。
做模具
我舅舅當時開了一家小廠，是做模具的，也讓我去學習做模具。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搞藝術，也需要了解生活，所以我也都沒有拒絕。
做協管
1997年一個親戚介紹我去旁邊餘杭市臨平鎮一個小區做協管。我覺得也挺好的，將來可以當警察。年初我去了臨平，做片警的協管，管幾個小區的治安。那個時候剛開始出現小區和物業公司。
我第一次上班是在晚上，我去聯防隊報到。後來看到，一些打工的人被帶到了辦公室，又打又嚇唬，這些人沒有做任何事情，就是覺得他們可疑，就抓回來審問。
我做協管的過程體會了社會角色對人的異化。我成了協管，在那個角色裏，我就做了那個角色被期望要做的事情。我後來和其他人一起去打我們認為可疑的人。我當時之所以繼續在那裏幹，是因為認識了一幫朋友，是我同事的朋友，他們大學裏是組樂隊的。我在他那裏聽到一些搖滾樂，就覺得搖滾樂更能表達自己。我的想法開始改變，做導演成本太高了，搞搖滾一把吉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