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幹了一年半的協管。
複讀（1998年 － 1999年）
後來又去複讀了一年。我在餘杭市瓶窯鎮的一個學校複讀，文科班。複讀班的語文老師對我影響挺大的。我當時喜歡張楚的歌，我自己也開始寫詩，寫青春張揚的東西。語文老師給了我一些鼓勵，我就跟找到知音似的。覺得那一年自己成長得挺快的。寫詩這個事情對我還是挺重要的。以前我有做電影導演呀，做搖滾的想法，但是都停留在想法上，而寫詩的重要性在於想法落實到了行動上。記得當初寫語文考試的作文時，我也開始不按常規來寫，就比較酷的那種。我當初還寫了小說，也是受到當時有的文學作品的影響。發現在寫作過程中，自己的成長很快。1999年又參加了一次高考，還是沒有考上。
在midi音樂學校學習（1999年－2000年）
我後來知道北京的midi音樂學校，據說是地下搖滾樂的搖籃。家裏拿我沒有辦法，隻好同意我去。midi是民辦學校，學費記得好像是一年或者兩年1萬，是兩年製的。當時我也沒有說要去做搖滾青年，就是想找到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感覺有很多話要說，想找到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那時候出來，就是因為和家裏那邊的社會環境格格不入，就是掙錢過一生，所以我必須逃出來了。我不認同家裏那個環境，在那個環境中我看不到自己的價值。自己最初在家是林子當中的一隻鳥，就是要掙脫這片林子、這張網；飛出來了，來到北京了；飛到空中，發現天空是空空蕩蕩的，自由得沒有了方向。
搞搖滾樂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就是在旁觀這個世界，但是沒有走入這個世界，是在屋子裏看外麵的世界。比如，可以很感性地表達一種憤怒，時間長了，憤怒也稀釋掉了，也不知道為什麼憤怒了。文藝式的思考不是思辨式的思考，是要帶著一種美感來看待生活，並且陶醉在這種美感中。就像一個詩人一樣，去樹林裏走，或者走在街上，會去想像一種對話，詩人對世界的理解是激情似的、不是思辨和現實的剖析。
1999年元旦的時候搞聯歡文藝演出，我第一次寫了一首歌，叫“世紀末的孩子” ，唱之前先說很多，最後才唱，當時還得到同學們一些好評。現在的midi音樂節就是從學校的聯歡演出演變來的。現在學校搬到香山去了。我們一期學員就幾十個。畢業以後需要自己謀生。
街頭賣唱並做誌願者（2000年 － 2001年）
2000年7月份開始在地鐵站、立交橋下麵等地方賣唱。第一次不好意思，找個哥們陪著，覺得是乞討。但是坐下去開始唱以後就不覺得了，好像自己在對著世界嘶吼。一直這樣到了秋天。我當時賣唱可以維持我的生活，出去一次可以掙50到60塊。也有警察去管理的，好幾次看你掙錢差不多了，就把你帶走了，就把掙的錢全罰了。有一次被罰款了以後，覺得特別心灰意冷，還給家裏打了電話，第一次覺得特別心酸。偶爾回想做協警追查別人的經曆，“有一種奇特的反諷感”。 一年之內，唱遍了 長安街所有地下通道。 在沒有遇到孫恒之前，我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透過牆上的窗，想象著外麵的世態萬千，然後閉門造車，去街頭、地下通道、地鐵站，彈著吉他孤獨地唱著自己的憂傷和憤怒。
記得2001年“911”那天，我看到報紙上的照片，世貿大樓倒了，我也沒有什麼概念，還是去賣唱，去西直門地下通道那裏。正唱著，一個哥們跑過來，說他在西直門地鐵站賣唱，吉他被警察沒收了，要100塊錢贖出來，他跟警察說自己沒錢，警察說拿20塊也行。他過來見我在那裏就找我借錢。我一聽，也是賣唱的，我還挺大方的，就把我賣唱掙來的錢都讓他拿去了，也就20多塊錢。他是小吳，我們就認識了，成了朋友了。小吳認識孫恒。有一次我去小吳那裏，他放孫恒的磁帶《梯子》給我聽。再後來，我和小吳騎車去見孫恒，孫恒剛從外地流浪歸來，在一所打工子女學校教孩子們音樂。當時孫恒在西二旗住，那天也認識了孫恒的朋友們。受到孫恒的啟發，我發現我住的村子裏麵也有打工子女學校，他們招聘音樂老師，我也去當了一段時間的音樂老師，也開始和孫恒一起參加一些活動。
隨孫恒去工地的一次經曆，應該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那天，孫恒約我一起到工地給工人送書和衣服，簡陋的工棚中，擁擠著鐵製上下床，屋頂吊著洗好的衣褲，工友們還穿著幹活的髒衣服。送完物品，孫恒拿過吉他為工友唱了自己創作的民謠歌曲《一個人的遭遇》，內容唱的是小吳的親身經曆。我拿著DV，用鏡頭掃過工友的臉龐，發現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孫恒，投射著真誠與質樸，這些目光完全不同於在地鐵裏演唱時路人的目光。那一瞬間，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這裏才是我唱歌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自己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藝術家，隻是要靠雙手來養活自己的勞動者、打工者。那是種子找到土壤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