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新工人藝術團”（原“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
成立“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
2002年“五一”的時候，我們參加打工妹之家組織的聯歡活動，我們做了現場演出，也在那時宣布我們藝術團成立。我們演出隊後來去各個地方去演出，去農業大學那邊去演出，去北航工地演出。我們用自行車馱著鼓、音箱和樂器，等工人下了班，跟工友們一起聯歡。
創作動機和創作內容的轉變
我最初創作和演出的時候還沉浸在自我的狀態中，後來發生了變化。創作內容上，從寫自己到寫周圍這些人的轉變是個漫長的過程；從表達自我到表達這個群體的轉變也是個痛苦的過程。《打工號子》是轉變過來後創作的第一首歌，2003年上半年創作的。那首歌的情感是想表達對收容遣送製度的憎恨，反應工人被壓迫的狀態，要發出我們的聲音，那種呐喊的感覺。
人時刻在經曆社會化的過程。而這個社會化過程對每個人的轉變和改造的結果是不同的，所以就塑造了不同的人。我的社會化過程是，從一個自我的狀態，開始走進社會，打開內心，融入這個社會，思想開始轉變，發出真實的聲音，從一個文藝的狀態到對打工者身份的認同，產生了站在工人立場的思辨性。在和工友的直接接觸中，我經常有一種興奮感，那種感受真實生活的興奮感和質感，像塊海綿一樣融入在生活中，吸收生活。
反應到創作上來，我的創作更加有生活氣息了、更具體了，寫的是大家的故事。《矮矮的村莊》寫的是肖家河，2003年我們機構開始在那裏工作。2004年我們搬到東壩，同時繼續保留肖家河的部分工作。在東壩的時候我們舉辦法律培訓班，《北京、北京》是根據培訓班上的工友來子寫的詩歌改編的。2005年我們來到皮村，我們不得不往前走，走的過程中充滿鮮活的東西，感到一種力量，也有興奮點，就是生活撲麵而來的衝擊。大家去皮村後，我在肖家河的點守了半年多，那時候根據在那裏遇到的一個工友的故事寫了《老張》這首歌。
像我們這樣生活在城市邊緣的異鄉人，剛到北京的時候，總有種強烈的羞辱感。我們在郊區的村子裏租房住，最怕的就是聯防來查暫住證。有時候在屋裏睡覺，也得把門從外麵反鎖上，製造屋裏沒人的假象。出去唱歌時，我們也生怕被罰款，更怕被收容。最開始，我是用一種藝術的審美來消解這種羞辱感的，用一種個人的、搖滾的憤怒來發泄，用一個所謂的藝術家中立的身份，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而這隻能讓我沉浸在一種自我的審美快感之中，時間長了，連憤怒都被稀釋掉了，隻剩下傷感和迷茫。而當我們打破了“藝術家”的幻象，真實地回歸到一個勞動者、一個打工者的身份認同時，我們便找到了現實生活中一個鮮活的主體，確立了一個真實有力的立場。有了這個主體，確立了自己的立場，我們猶如找到了土壤的麥種一樣，紮根進結實的泥土中，麥芒鋒利地向上生長，我們對現實有了全新的認識。
跟著機構成長
2003年下半年我們開始在肖家河做社區工作。明圓學校為我們做工作提供教室。開始的時候，我們每周六、日舉辦一些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打工青年文藝小劇場（說 是“文藝小劇場”，其實就是工友們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現場再現出來，然後大家一起討論的簡單表演形式）、工友論壇（由工友來主講自己的人生經曆）以及文藝 聯歡等活動。活動雖然簡單，但工友們還是在這裏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開始勇於表達自己。他們感受到了集體的溫暖和力量，也增強了自信心。慢慢地，我們的活 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陸續在這裏辦起了工友互助圖書館、工友電腦教室，還和工友們一起創辦了《社區快報》。不久，我們以三方（居委會、社區打工子弟學 校和工友之家）共建的方式，成立了“肖家河社區打工者文化教育協會”，並在民政部得到合法注冊。在組織工友活動的時候，我們幾個輪流做主持、帶活動，在這個過程中自己的能力得到的提升。最初帶活動的時候，我發現別人特別能說，包括大學生。我就奇怪，怎麼能滔滔不絕地說；我就很羨慕，為什麼別人的思維可以那麼連貫。後來我自己慢慢打開之後，性格也發生了改變，潛能就被激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