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hgt張明勝
《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共黨史上一部極其重要的文獻。在近一年的起草過程中，黨的許多高級幹部，在延安等候參加七大的代表都參加了這一文獻的討論修改。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領導更是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這部凝聚了全黨智慧的文獻，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成功召開，在思想上作了充分準備，並對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曆史決議”的起草
1944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等8人組成的黨內曆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任弼時為召集人，主持起草黨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的若幹曆史問題的報告。
黨內曆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立後，任弼時立即投入了決議的起草工作。他於當月就寫出了第一個稿子，即《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一九四四年五月）》。這個稿子是在《曆史草案》的基礎上起草的。《曆史草案》即毛澤東在1941年秋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是最早的曆史決議稿。1941年9月至11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土地革命時期中央的路線問題，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和彭真為成員的清算委員會，毛澤東起草了《曆史草案》。由於當時黨內許多高級幹部尚未經過學習和檢討，草案並沒有提請政治局正式通過。任弼時起草的《決議草案》第一稿近12000字，經過反複修改，到第三稿壓縮到9000多字，共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重新評價了黨的四中全會，指出會議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政治根源，沒有指出中國革命極大的不平衡性和長期性，“反而說右傾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在組織路線方麵“又犯了嚴重的打擊政策錯誤”，成為後來“黨內極端惡劣的宗派打擊政策的根源”，因此四中全會“在黨的曆史上並沒有起到進步的作用”，“應加以否定”。第二部分從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路線方麵對這條形態最完備的錯誤路線進行剖析。第三部分揭露了這條“很大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分析了它的思想根源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征。第四部分指明了在錯誤路線下黨的工作還能獲得一些成績的原因，認為這條錯誤路線“不是說總的革命方針也都是錯誤的，就是在策略問題的某些部分，也非毫無一點正確的地方”。第五、第六兩部分，集中闡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強調學習和研究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理論的重要性。任弼時指出：“在中央蘇區，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曾經糾正過立三路線的錯誤，使紅軍、蘇區不獨未因立三路線受著重大損失，反而獲得很多的勝利與發展。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蘇區，在中央未遷入以前，他曾極力抵抗新立三路線，而且也在實際上糾正過許多錯誤。”任弼時還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曆史的、唯物的、辯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不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地來對待中國革命運動，在政治上是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而能真正用馬列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處理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每一新發生的事件的，在組織上是采取正確的組織路線，而不是宗派主義的對待幹部、打擊幹部，在軍事上是照顧中國革命武裝發展的曆史而把武裝鬥爭的經驗提高到適應於中國革命武裝鬥爭需要的理論原則高度的。”任弼時起草的《決議草案》，把整風以來黨內高級幹部經過學習和檢查取得的新認識集中條理化，體現了整風運動的思想理論成果。任弼時在將《決議草案》的複寫稿提交委員會進行討論修改的同時，還將《決議草案》交中央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修改。
認真研讀後，胡喬木以任弼時起草的《決議草案》為基礎，重新起草了一部稿子。這個稿子近7000字，分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從兩條路線的鬥爭角度，概述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至抗戰爆發十年間黨曲折發展的曆史。第二個問題概述第三次“左”傾路線是怎樣占據黨的統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嚴重錯誤內容。第三個問題分析了“左”傾路線在黨內取得四年之久統治地位的曆史原因。第四個問題講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勝利，指出遵義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領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實際上開始了黨的馬列主義新時期；七大認為毛澤東同誌在黨的各個曆史時期的方向是正確的，毛澤東同誌的思想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而黨現在是完全統一團結於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央的領導之下的。
胡喬木的稿子由張樹德抄正複寫後，再由任弼時修改。任弼時先後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第二次對文字表述作了較多的修改，並加寫了題目《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第三次修改時，對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區別和聯係上，增加了約500字，指出大革命失敗後，不少“在黨內負有相當重要責任的同誌，因為缺乏馬列主義的修養，不能總結革命鬥爭的經驗，沒有能力把經驗提高到理論的高度，去加以靈活的運用，不善於分析具體情況，缺乏遠見，因此就在黨內形成一種經驗主義的思想以至經驗主義的宗派傾向”；教條主義宗派則不同，“他們受過把理論與實際相互脫節的德波林學派的教育，不但有馬列主義的豐富詞句，而且打了共產國際的招牌”，因此就使得難於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的經驗主義者容易無保留的接受教條主義的綱領，“成為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馬列主義思想發展的障礙”。任弼時在看後還對王明路線的錯誤內容和政治教訓寫了七條提綱挈領式的意見：第一，不了解中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係、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的特殊關係；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第三，不承認任何其他階級有成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正確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四，對革命的長期性沒有認識；第五，不了解農村武裝鬥爭的重要意義及戰略戰術；第六，政治鬥爭策略上的錯誤；第七，組織上的宗派主義。任弼時每次修改完，便立即交秘書張樹德抄正複寫，然後又在抄正件上重新進行修改，常常是夜以繼日地工作。張樹德回憶說：“為了趕時間，我們是連夜複寫的，手指寫得發痛，都起了硬塊。弼時同誌有時還站在我們背後看我們寫。那時，我們點的燈是麻油燈，弼時同誌看到光線太暗，特意請陳琮英同誌替我們找來延安當時很少的蠟燭。”經過艱苦努力，任弼時終於拿出了初步稿。隨後，他將稿子交張聞天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