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斯大林和中共七大(1 / 3)

rihgt劉傑誠

今年6月11日是中共七大勝利閉幕60周年。我們研究中共七大,如果從總結人類百年曆史經驗的高度,從世界曆史發展走向的角度,運用比較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七大最大的曆史功績,就是它實事求是,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發展路線,確立了中國人民的勝利之路。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發展路線,不僅使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取得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而且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使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屹立東方,光照世界。

20世紀是人類曆史上發展最快的一個世紀。科技成果之多,科技成果轉化成現實生產力的速度之快,人類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之快,社會文明水平提高的速度之快,都是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當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的興起,使人類進行了三次長期的、大規模的、製度上的比較和較量。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有較量,才有大發展。

這三種比較和較量:一種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的大比較;一種是社會主義體係中列寧、斯大林等人創建的蘇聯模式和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創建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比較;還有一種是資本主義體係中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英機等人的從發動戰爭中找出路和羅斯福、丘吉爾等人從改革體製中找出路的比較。

毛澤東與斯大林是這三次大比較中的重要人物。本文就是要從人類曆史發展的角度,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來寫毛澤東與斯大林在這三次大比較、大較量中的真實情景,從而給人們了解20世紀的世界曆史、中國曆史、中蘇關係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打開一個窗口。

毛澤東和斯大林都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七大是毛澤東思想全麵成熟,並成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大會,是“勝利的大會”。中共在毛澤東思想和七大路線的指引下,打敗日本侵略者,創建了新中國。但當時,斯大林堅持不同意它,並因此而與毛澤東發生了意見分歧、矛盾、鬥爭。今年是中共七大勝利60年大慶,研究總結這方麵的經驗教訓,意義重大。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導師和領袖。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聯,對中國革命有過寶貴的支持、援助,也有過錯誤的幹擾。毛澤東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有共識,也有分歧、矛盾和鬥爭。

這種分歧、矛盾和鬥爭,主要源自斯大林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共七大路線的不同看法。眾所周知,中共七大決定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但是,斯大林卻堅持要中國照搬蘇聯模式,不同意中共七大路線,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從此以後,中蘇兩黨的關係跌入了低穀。情況正如中共七大閉幕半年後,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對蔣經國說的:“蘇聯政府從延安召回了所有自己的代表,因為蘇聯政府不同意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蘇聯政府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但看來中共不同意這一看法”。斯大林對於中共和毛澤東的行動路線,做出這麼強烈的、公開的不滿的表示,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究其原因,和中共七大的路線有關,也和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有關。

斯大林是個意誌堅強、不畏艱險、堅持理想信念的革命英雄。他先後被捕7次,流放6次,從流放地逃回5次,繼續堅持革命鬥爭。因而同誌們給他起了“斯大林”這個名字,意思是“鋼鐵的人”。他在列寧的領導下,帶領黨和革命人民通過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蘇維埃政權。接著他又提出了在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的任務。經過幾個五年計劃,戰勝了千難萬險,使蘇聯由一個窮困、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世界矚目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

1930年前後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孕育了希特勒、東條英機等一批戰爭狂人,要從戰爭中發橫財,找出路,搞法西斯主義。到1940年前後,日本占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希特勒德國橫行歐洲,後兵不血刃地吞並了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著又滅亡了波蘭,攻占了丹麥和挪威,戰勝了裝備精良的英法聯軍,逼得強大的法國不得不向德投降。那時候,歐洲人害怕要有一個新的長達千年的黑暗時代。斯大林帶領蘇聯軍民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打敗了德國軍隊,扭轉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危局。為此,1943年11月,在德黑蘭的蘇美英三國首腦會議期間,英國首相丘吉爾代表英國國王,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陪同下,給斯大林當麵贈送了一把金光閃閃的“斯大林格勒之劍”。羅斯福總統稱讚斯大林“真是一個鋼鐵的人”。後來,斯大林又指揮蘇聯紅軍,在盟軍的配合下,消滅了德國法西斯,不久又消滅了日本關東軍,使他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三巨頭”之一。

斯大林關心中國革命,為中國革命作了不少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斯大林對中共六大十分重視。早在2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上,斯大林就認真研究中國問題並和中國代表團向忠發、李震瀛一起聯合起草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為中共六大製定路線、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據。中共六大前夕,斯大林又約見中共幾個負責人談話,更具體地解決了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這兩個重大問題。當時,中共成立才8年,革命經驗不足,理論根底不深,幹部比較年輕,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誌,對於中國革命的動力、性質、形勢等問題,爭論不清。他們找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談話,沒有解決問題;他們又要求見斯大林。斯大林當時很忙,但覺得中國革命事關重大,便在6月17日以前,會見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瞿秋白、蘇兆征、周恩來、鄧中夏、李立三等同誌,請他們介紹中國革命鬥爭的形勢和任務,並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形勢等問題發表了意見。在中共六大大會進行中,斯大林還親切會見大會主席團的同誌,耐心地聽取了中國同誌的介紹,然後循循善誘地分析情況,闡述觀點,時間長達14個小時。

當時,許多人對什麼是革命的性質,革命性質由什麼來決定等問題搞不清楚,認為革命性質是由革命動力決定的,而不是由革命任務決定的。斯大林指出:動力不能決定任務,不能把革命的動力和任務混同起來。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不斷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以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作比較,進行詳細的分析,大家才聽懂了。

斯大林認為,當時中國革命處於兩個高潮之間,即處於低潮而不是高潮。李立三等同誌提出還是高潮,並論證說,中國各地都不斷發生工人、農民的鬥爭,革命形勢還是好的。斯大林不讚成這種樂觀的估計,用紅鉛筆在紙上畫了幾條曲線,然後又在曲線的最低處畫了幾點浪,並解釋說,即使革命處於低潮,也會濺起幾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這個生動而貼切的比喻,使多數與會者心悅誠服,也給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負責人很大啟發。但是,斯大林從蘇聯模式出發,指導中國革命,往往造成嚴重的錯誤。毛澤東沒有出席中共六大,但他通過井岡山的鬥爭,開辟了一條嶄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大會。而從六大到七大,時間相隔長達17年。這在中共曆史上是創記錄的。為什麼?任弼時同誌在七大預備會上,報告大會籌備經過時講了兩條:“七大應早舉行,但因戰爭關係,交通分割,遲至今天才開。”現在看得很清楚,除了“戰爭關係,交通分割”兩條客觀原因外,中共領導層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問題沒有解決,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共七大將要開成一個什麼樣的會議,關係到中國革命采用什麼模式,走什麼路線,關係到中國革命的興衰成敗。或者說,這和斯大林堅持的蘇聯模式與毛澤東開創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有關,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成熟並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七大的籌備工作,可分為三個階段: